精英乃出类拔萃的人物,古时通常指那些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人物,他们多以德材兼备令人敬仰。近代的左宗棠、谭嗣同、孙中山等辈虽不能挽救中华民族衰落的命运,但他们毕竟延缓了衰落的过程,并在不同程度上唤醒和鼓舞志士仁人起来奋斗。*正是这些志士仁人的杰出代表,他和他的同志们经过浴血奋斗,终于让志士仁人摆脱了外族的蹂躏,他们才是真正的精英。还有以“两弹一星”功臣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以及王选、袁隆平、邓中翰等他们无愧精英的称谓。而那些所谓的“精英”为什么被人们鄙视呢?
一、因为他们是比狼还贪婪、残忍的“精英”
他们贪婪、残忍的理由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狼被人们认为贪婪、残忍的动物,殊不之还有比浪有过之而不及的竟是“精英”,狼吃同类是在饥饿难耐,危及群体生命时才会发生,狼绝不会在吃饱后去杀羊,更惶论自相残杀,而“精英”们在“名”“利”驱使下他们丧心病狂地与利益阶层勾结,尽管他们已经锦衣玉食,但还利用其处庙堂之高,不惜以数千万记的产业工人失业为代价,以获得其所谓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还是担心弱小的同类不能顺从地任其盘剥,于是他们盯上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只有让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才能使他们失去选择的余地这还不够,开始鼓吹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国企MBO将弱小的同类逼入绝境,这样弱小的同类只能接受没有任何保障、超时超量、报酬极低的工作,于是就有了兄弟抓阄上学、抓阄看病的可悲景象。当有人企图为可怜的人们呼吁时,“精英”们竟冷酷的呵斥为“仇富”。
二、因为他们是的无耻的“精英”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改革依始,他们就用人的原始贪欲来攻击为人民服务和雷锋精神,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耻地解读为只要吃饭穿衣,旧不能称为毫不利己,他们把西方人都鄙视的极端利己主义,当作先进文化在中国进行宣传,由此产生了他们的经典语录:
1.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2.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3.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等等不一而足。
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以上语录摘自凤凰网)
现在有人把他们称作屁股决定嘴,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女与这些“精英”并没有分别,*女原来*卖屁股挣钱,这些“精英”*嘴挣钱,可现在*女发现用嘴能挣钱更多,而“精英”却反其道行之,从形式上二者进行了转换,结果都一样取得了利益最大化,从这经济学方面来说,“精英”们并不比*女高明;从道德方面来说,都为人不齿;从法律方面来说,“精英”们并不违法,而*女却犯了卖淫罪,相形之下“精英”们又比*女高明多了。西晋时的鲁褒若生活在今天,他老人家一定不会说:“有钱能使鬼”他会改口说:有钱能使“精英”。
三、因为他们是拿与国际接轨忽悠百姓的“精英”
1.农业上:
记得八十年代,“精英”们到处演讲写文章,夸欧美农民一人养活多少国民(现在大家知道了原来他们拿的补贴是如此的多,如两万美国棉农就有十六亿美圆的补贴,但“精英”们对此从来闭口不谈),处心积虑地使国家对农民的支持逐年减少,而中国农民原有的低价农药化肥,也被市场化差不多了,使农民卖粮难、卖粮*,从而失去对土地的依恋,大量的涌入城市,目的只有一个:尽快使中国得人力市场成为买方市场,使“精英”们的利益最大化。政府对农民支持与国际接轨自然也无从谈起。
2.工业上: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以保证国家安全利益,特别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工业,那是花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的。“精英”们口口声声政府应给企业断奶,让还处在发展阶段的民族工业与发达国家竞争,这无异于让一个少年与泰森进行比赛,结果从未开始就已分出,如航空工业,波音和空客无不是在欧美政府财政大量补贴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七十年代我国曾经制造出了大客机,而且马上就要完成试飞,但当时在沈图为首的“精英”们鼓惑下,美国人轻而易举的就将中国的大客机扼杀在摇篮里,三十多年过去了,可悲的是中国至今仍不愿花钱研制,却能拿出数以千亿的钱买飞机。难怪有人说:凡是欧美禁售的我们都造出来了,凡是欧美不禁售的我们现在都不会制造了。
有人要问“精英”们为何这样干?因为他们接下来就有了:“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歪理邪说,为他们的MBO打下理论基础,俄罗斯的新贵们其实才是他们要接轨的对象。
3. 教育和医疗上:
原来被联合国教科文备加赞赏的普及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现在成了贵族教育、贵族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则早已不复存在,教师和医生原来都是令人尊敬行业,却成为被人非议最多的地方。
“精英”们三句话不离本行,在他们的产业化理论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投资占GDP的份额,甚至低于一些非洲穷国,而医疗资源又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人比比皆是,对社会安定与和谐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也给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提供了口实,因为欧美大部分国家有完备的医疗保障和基础教育体系。
4. 科技上:
近代由于国力的衰败,中国的科技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科技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顶尖的技术:如生物制药领域率先人工合成胰岛素,航天领域也达到了世界前列以及杂交水稻等等。可现在我们听到的多是学术腐败,“精英”们却喊出了要建世界名校和多少年内拿诺贝尔奖的口号,丁肇中先生立即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为拿诺贝尔奖搞研究是危险的。搞科研特别是现代基础研究,不是搬运工扛大包那么容易量化的,需要天才、勤奋再加上一点机遇,即使曾拿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在其后的时间里不也是大多默默无闻的进行研究或指导学生,西方国家的那些科研机构不同样善待他们吗?正象丁肇中先生所说很多数科学研究,只能证明某一条路是行不通的。我国的半导体之父,在英国虽然创立了晶格理论,但回国后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如按那些所谓“精英”们的逻辑,对他应该如何评判呢?
5. 廉政上:
“精英”们为掩饰自己对财富的渴求,提出要消除腐败就应与国际接轨:高薪养廉。可人们发现很多国家并不是如此,德国总理施罗德开着老式大众车、住着自己原来的公寓,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骑着自行车上班,纽约市长布隆博格坐地铁上班,更有甚者北欧首相级领导上街竟然连保镖都没有,可他们是世界公认的最清廉的国家。而我们国家是如何?
大家有目共睹。
6. 在国家利益上:
放眼世界各国能被称做精英们的,无不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殚精竭虑,甚至到偏执到不惜一战的地步。可我们国家的那些所谓的“精英”,企业有问题他们无能解决,就一卖了之,也难怪他们要给秦烩、李鸿章等人翻案,因为他们的先师卖国的理由,与他们卖企业理由如出一辙(因为现在没有外族入侵)。所以有人说:抗日战争之所以打八年就是因为汉*太多,而起主要作用的汉*也都是那些所谓的“精英”们。
四、因为他们是机会主义的“精英”
所谓的“精英”们之所以是机会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是以求利为目的的。只要有人为他们提供实现目的的条件,他们就不会顾及礼义廉耻,他们谁都可以出卖。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将国家搞坏、社会搞乱,一旦天怒民怨,他们立刻就摇身一变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如果大家还有记忆八十年代末的事件,带头的那些人曾经和今天“精英”们是何其相似?现在人们刚一开始反思改革,“精英”们就故伎重演,用什么“我是搞纯理论研究的,我并不是决策者”、什么问题都出在“体制”上等等理由,来为他们的理论进行辩解。
这就是伪精英们的嘴脸,希望政府和大家看清楚一点,民众希望改革,但绝不要他们那种为少数人中饱私囊的改革。可喜的是政府以开始认识到这一点,着手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改革的巨大成本压在弱势群体身上,如不尽快解决,必然酿成严重后果,那正是伪精英们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