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大跃进”和“革命生”
“今日起志高眼发亮”
以经营杂货铺的理念来经营现代商业，会导致两个极端行为，一是安贫乐道，或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二是一旦企业经营有点儿起色，马上自信心膨胀，想做“全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
曾经在不同阶段红火过一阵子的河南商人们，都很喜欢“超常规发展”的提法。“亚细亚”的发展规划里，有过“2000年，在全国各地开设325家连锁店，年销售额达到500亿元，在全国商界排名第一”的豪言壮语。为此，它把人马撒向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选址，并创造了平均每4个月开业一家大型商场的成绩。然而它倒闭的速度比开业的速度还快：从1997年开封亚细亚商厦关门，到1999年北京南三环亚细亚超市停业，创下了每3个月倒闭一家分店的记录。
“红高粱”曾打算于2000年在世界各地开2万家连锁店，与世界巨头“麦当劳”一决高下。1997年，“红高粱”在全国20多个城市全面铺开，然而“喜鹊未报乌鸦叫”，这些分店很快就相继夭折，连锁大厦在创建之初便倒塌了。截至1998年底，“红高粱”投资兴建的各地分店相继倒闭，负债总额高达3600万元。
随着巨额投资化为泡影，乔赢越来越急于找到新的投资，并越来越不择手段，终于坑了投资人，毁了自己。2001年元月，河南红高粱快餐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乔赢被郑州市金水区公安分局以非法集资涉嫌犯罪逮捕。据透露，乔赢等涉嫌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
“郑百文”更是从1996年起着手建立全国性的营销网络，在没有一份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大规模投入资金上亿元，建起了40多个分公司，最后成为背不起的“包袱”。它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一盘散沙，为完成指标不惜贩贵卖*，硬是把1998年的配股资金1.26亿元也提前花完，并留下4亿多元的未收账款……一场好梦匆匆醒。1998年下半年起，郑百文设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分公司在弹尽粮绝之后相继关门歇业。惊回首，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叫声苦，不知高低：“原想着把公司扩张到一定规模，有能力去抵抗市场风险，但扩张过快，基础不牢，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公司便摇摇晃晃地败下阵来……”
规律是让人们认识、把握和遵循的，不是让人来“超越”的。当然，如果你对规律的认识非常充足、非常透彻，在这个基础上猛跨一大步，短暂地“超越”一下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如果你对规律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和了解，便奢谈什么“超常规发展”，就像一个没学会走路的孩子刚下地就想跑，所体现出来的恰恰是你的盲目自大以及本质上的愚蠢。
1993年，在“郑州商战”表面红火热闹气氛的鼓舞下，河南省和郑州市明确了“将郑州市建设成为全国商贸中心城市”的规划。短短3年间，不仅新建了十几家大商场、上百家综合和专业批发市场，而且连“一年内破墙开店(即将临街房扒出门窗开杂货铺)54万平方米”也作为“商贸城建设突飞猛进”的成绩来大加宣扬。
任何地区的商业繁荣，离不开本地区“经济繁荣”这个强有力的支撑，从购物天堂香港到国内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等，莫不如此。香港股市的每一次涨跌，都会立即影响到本地零售商业收益的消长，2000年，在整体经济复苏的带动下，香港的零售业总销售额比前年上升了8%。而*商业营业额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从去年9月份起，逐月下滑，12月比9月萎缩了266亿元，表明消费正趋向紧缩。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在本地区经济不景气、企业不能按时发薪、下岗职工生活困难、购买力十分低下、而外来旅游者也不太多的情况下，盲目地盖那么多大商场，欲搞“商贸城”，甚至要以商贸的兴旺来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无异于是想建造一座“空中楼阁”。
自1996年起，郑州市的这些商场、市场、杂货铺相继陷入经营困境中，1997年，郑州商贸系统全系统赢利5万元；到1998年上半年，全系统半年亏损4500万元。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众商家各想各的救命之道，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在接连尝试了连锁店、量贩、租赁柜台等招数仍无起色后，各大商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向了“外商”(外省商家和外国商家)，热辣辣地企盼“外商”们快来“救场”。经营快餐业的麦当劳、肯德基，经营家电业的北京国美，经营温州皮鞋的“百信鞋业”等等，均被郑州各大商场奉为座上宾，争相提供优厚条件，以期吸引入驻。
为了给国美和麦当劳腾地儿，郑州国际友谊购物广场不惜与原驻商户撕破脸皮，把他们撵到四楼、五楼，或干脆将其清理出场。而紫荆山百货大楼——这支当年“郑州商战”的主力军，如今不惜把自己的正大门让给麦当劳开快餐店，并以一副“嫁入豪门”的口气宣布：“世界知名品牌与国有大商场的完美结合，休闲购物与餐饮娱乐的错位经营，缔造出了麦当劳紫荆山分店温馨典雅的氛围、卓尔不凡的气质……”
“典型”的幻灭
河南素有“树典型”的传统。
1958年，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名为“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该公社亩产仅三四百斤的麦田被浮夸成亩产3200斤，随之，相邻的西平县出现亩产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了报道。从此以后，浮夸风越刮越大，还出现过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
继之，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新的浮夸典型不断涌现。河南商城县号称日产钢铁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还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
1959年，信阳大灾，100天不下雨，秋粮眼看大面积歉收或无收。但信阳地委9名常委中，8人都认为今年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当年实际收成只有20多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因此，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对信阳地区征购粮食。被征购一空的老百姓在家里煮野菜、红薯叶充饥，与牲畜争粮，并集体外出逃荒。
据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百姓100多万人；人口仅4万的岈山卫星人民公社，3个月内就饿死了4000人！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
当年的灾难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然而“典型”情结却仍然时常萦绕在河南人的心中。
翻开1997年7月份的《郑州晚报》，有关“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郑百文”的宣传铺天盖地：《10年披荆斩棘，今朝铸就辉煌》、《茫茫商海竞一流》、《开启市场大门的“金钥匙”》……
这些报道充满自豪地写道：“据权威资料显示：全国90%以上的国有批发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纷纷落水，有的被挤垮，有的濒临倒闭。然而郑百文却似一艘威武的战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自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间，销售收入增长45倍，达41亿元，利润增长36倍，达6600万元，人均劳效、资金周转率、费用率等7项主要指标屡夺全国同行之冠。而且，公司主营销售收入在沪市上市公司中位居八强！”
7月11日，郑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学习郑百文经验报告会，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先进经验”：
一、抓住了思想解放这个总开关。二、以改革为动力，大胆实践。三、勇争一流，在大市场上创大业。四、始终坚持艰苦卓绝创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今郑百文总资产逾20亿元，但从董事长、总经理到员工，个个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不比得失比贡献，不比排场比节约，一级带着一级干事创业。”市领导宣读了《关于全市工商企业学习郑百文经验的决定》，响亮地发出了向郑百文学习的号召：
接着，《郑州晚报》连发5篇《郑百文改革发展经验调查》，并四论《学习郑百文经验》。
一片“学典型、找差距”的热风中，“全市部分工业企业和局委负责人座谈汇报学习郑百文经验情况”、“全市大型零售商业企业负责人座谈汇报学习郑百文情况”，一时间，郑百文声名大噪，各级领导频频造访，各种荣誉应接不暇。
然而，在被推举为改革典型的第2年，郑百文即在中国股市创下每股净亏2. 54元的最高纪录，1999年，郑百文一年亏掉9.8亿元，再创沪深股市亏损之最。有人说：从“亚细亚”的崩溃，到“郑百文”的跌落，都是人为制造的典型的企业泡沫现象，它用表面的繁荣给人一种虚假误导，从而带来投资行为的严重失真，最后坑国家、坑银行、坑群众。
归根到底，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应该怎样经营、管理，企业自己心中最有数。由政府人为地拔高某个对象，塑造出所谓的“典型”，然后强令其他企业学习，这样做只会抹杀企业的独特个性，扼杀企业的创新机会，干扰企业正常的经营管理秩序。
还有一个常见后果是：把“典型”从它生存的深厚土壤中拔离出来，使它失去了必须的养分和生长的基础，必定只会枯萎得更快。
“革命性”的遗风未绝
也许因为河南在全国落后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河南人思想保守的名声背得太沉重了，所以总是那么急于向外界表白些什么、证明些什么。
在20世纪80年代末，河南作为经济、思想相对落后、保守的地区，有一种整体自卑感，焦灼不安。在这个时候，“亚细亚”脱颖而出，扮演了时代先锋的角色，它口口声声地宣称要“为河南人争气，为年轻人争气，为集体企业争气”。后来，随着“亚细亚”的名声传遍全国，它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为河南人争气”了。1993年，“亚细亚”总裁王遂舟预言“新八国联军”将会在2000年前后抢占、瓜分中国零售市场。因此，“亚细亚”要主动出击，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抗战根据地”。
在不具备相应实力的条件下，1994～1996年，十几家“亚细亚连锁店”冲到了“抗战前线”，气喘吁吁，东倒西歪，还没等“新八国联军”动手呢，自己先丢盔卸甲，踉跄大败。
说起“革命性”，烩面快餐店“红高粱”也不甘示弱。它在郑州开业后生意不错，便迅即决定连锁，其首选位置是北京王府井大街——美国快餐店麦当劳对面。当时，河南各大报纸都曾以醒目的位置，连篇累牍地报道《“红高粱”种到王府井》、《“红高梁”红透京城》、《羊肉面出战巨无霸》、《河南红高粱对擂美国麦当劳》等等。在这些媒介的笔下，“红高粱”俨然来自河南的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
全国各地有许多小吃到北京发展，似乎都没有达到“红高粱”这样“立志为中国人争光”的境界。“红高粱”总裁乔赢扯起了“挑战麦当劳”的大旗，喊出“麦当劳开在哪里，红高粱就开在哪里!”的响亮口号。
然而，与其说这是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较量，不如说是一场生产方式的较量——是手工作坊式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中餐，与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西餐之间的较量，或者说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形态的较量——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较量，“红高粱”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不要以为这种狂热性在河南商界已经绝迹了。
“原阳毒米”事件曝光，并引起全国震惊之后，河南多家新闻媒体均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原阳各界已经开始了原阳大米品牌的捍卫行动。原阳一位青年多方筹资17万元成立原阳大米配送中心，从原阳农民手中收购大米后以‘零利润’向市民销售，用事实证明原阳大米的清白。”
这条消息实在令人纳闷：如果该青年不是想从供货的农民那里索取“售后返利”，从而偷逃国家税款(增值税)的话，那么他岂不是从一开始就只赔不赚，并且销售量越大，亏损也就越多？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他的生意能支撑多久？那些集资者凭什么要把钱交给他，任他这么折腾呢？就单单是为了“证明原阳大米的清白”吗？且不说欲要“证明”你的“清白之身”，完全没必要采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只说当这17万集资款挥霍一空之后，你还能拿什么出来继续证明“原阳大米的清白”？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看似高尚、实则无视商业规则的举动，却被省内媒体四处宣扬、赞赏有加，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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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08-11 15:45:16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