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注意]*逝世公开广播出错的幕后故事

今年正值*逝世30周年。本文摘自原中央广播电台负责人杨正泉的《我与广播》一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今天读来仍觉新鲜。本报特刊出此文，以作纪念。

凌晨噩耗传来1976年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去世了。”

“*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置。”

上午8点，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4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少数民族代表哀悼*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

从9日下午4点开始，中央台开始了治丧活动的宣传，原来准备的其他内容的稿件和节目根本无法再安排，听众也不允许。除了反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以外，还要播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发来的唁电，播出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悼念活动，采写和播出首都党政军民以及全国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动及先进单位、英雄部队的悼念文章等，来多少播多少，几乎都是全文照播。

临终嘱咐

播出“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的《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用了*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惊悉*逝世以后，沉痛之中，人们自然在思考和急切关注着*有没有留下遗嘱？会留下什么样的遗嘱？这是关系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啊！7天过去了，毫无信息，突然发表了*的“临终嘱咐”，石破天惊，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也有人暗自思忖：为什么不说是“遗嘱”？这算不算“遗嘱”？“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符合*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当时，姚文元对播出这篇社论费尽了心机。播出的时间，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点，中央台的记录新闻已经作了预告，让各地到时抄收。后来，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变动了三次播出时间，最后还是决定改在第二天的《新闻报摘》中播出。当时，对姚文元为什么要安排在早晨听众最多的时间，抢在追悼大会的前两天播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用心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事实上，在治丧活动中的9月13日，姚文元就迫不及待地布置“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凡有这类稿子，陆续发”。
　在天安门广场转播追悼大会实况

9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遗像下层层排列着苍翠的松柏、长青树、万年青。

中央台对转播作了精心安排，排定了严格的播出时间表，内容一致，气氛协调。西观礼台的平台上摆放着两组话筒，用一备一，播音员方明和常亮分列左右，我站在他们中间，面对着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的上百万群众，不，是面对着全国8亿人民和全世界，等待着这一重要时刻的到来。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啜泣，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我们三人相约，以我举左手为信号开始播音，播一段停下来，等我再举起左手时播下一段，具体时间由我掌握。时间过得真慢，又真快，那哒哒的响声听得真真切切。我紧张地盯住手表，盯往电视监视器，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我多次指挥过转播，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这种气氛、这种情景。我看到播音员的手也在抖动，稿纸发出了响声。转播临近了，我轻松地对播音员说：‘不要紧张，沉住气，看我的手势。’可我并不比他们轻松，我真怕播错，尤其担心方明把‘永垂不朽’播成‘万岁’！试播时，他曾经两次这样错播过。

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1976年10月4日，中央台治丧活动的宣传刚刚结束，10月6日又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九·九”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回过头来谈“九·九”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9日下午，当第三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后，紧接哀乐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这一严重播出差错，如雷轰顶，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员，中央台许多人涌来了，接着急促地响起了电话铃声，全国各地纷纷来电话质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人。

事故发生的原因并不太复杂。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接到姚文元的电话，他说：“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要求由6分钟改为3分钟，而且马上改。这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和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能来得及！但命令如山，只好派人去复制新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所有用过的哀乐一律封存，所播出的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谁知情急中阴差阳错，却从用过的哀乐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是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

这一严重事故是罕见的，发生在极为悲痛的时刻，发生在这一重大报道上，谁能不心惊肉跳！当时急切需要沉着冷静，避免连锁反应，首要的是搞好安全播音，是稳定情绪，所以并没有马上做彻底追查。但是，台内外并不平静。当晚接到35起电话，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人认为是由于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人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委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发来电报对中央台提出抗议，要求一定要追查清楚。的确，有关公安部门当晚曾派人来查询，了解情况后未再过问。但不久便传出“×××已经被捕”，事实上绝无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