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为何能整营歼敌？

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为何能整营歼敌？
转自：红二十八军网络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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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以高敬亭为首成立了新的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五军时期成立过红二十八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敌后游击战争。

与红军主力长征后其他游击根据地红军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红二十八军始终具备消灭敌营级单位的作战能力，从而使鄂豫皖根据地成为吸引国民党围剿部队最多的一个根据地。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二十八军歼灭敌军达18个整营、15个整连，即令在最艰苦的1937年，也保持了歼灭敌人5个营的出色战绩。（见《附录》）

应该说，与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的部队相比，红二十八军是经历了两次主力部队离开根据地的“筛选后筛选”的“剩余”，素质似乎本来应该不高。那么，她为什么反而能够具备其它南方红军游击部队所不具备的能力？从军事学角度看，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现象，值得探讨。

从军史资料和与红二十八军老人交流中，笔者感到有这样几点基本经验可以总结：

1、变“包袱”为财富，提拔任用了一批优秀指挥员。与中央红军类似，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时，给红二十八军留下了一批“包袱”——即所谓的“不可*对象”。像留下任过师级干部的高敬亭、方永乐、丁少卿、梁从学、林维先等五位干部中，由于鄂豫皖苏区长期形成了“肃反扩大化”的不良作风，其中竟有三位是“肃反对象”。中央红军对于不可*对象采取的“歧视政策”，将他们留在原苏区，致使许多优秀指战员无谓牺牲。而高敬亭对此则表现出一位革命领袖的良好素质，在残酷的斗争形势面前，他总结经验教训，尽管肃反扩大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但毕竟开注意始使用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像上述丁少卿、梁从学、林维先等被肃过反的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重用，都曾任过独当一面的将领。在这批有指挥经验的干部的带领下，部队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2、保持了营或营以上编制。红军主力长征后，其他游击根据地红军部队尽管开始也有大规模的编制，例如中央苏区的24师，原方志敏部队改编的10军团（下属19、20、21等师）、湘鄂赣军区的16师等。但经过数次作战的重大失利后，到1935年初，都基本不再保持这种“正规军”编制，均以“军区”、“独立部队”（独立师、独立团等）、“支队”这类“以虚掩实”的编制出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部队无法形成有实质意义的营或营以上战斗力单元。而与之不同的是，红二十八军自1935年初建军起，就始终保持着实际上的营或营以上实质性编制，并以之为单位进行作战活动。其最初集中活动时的编制，实际上相当于五个营级单位：244团的三个营，八十二师特务营，红二十八军*团；在最困难时期（1937年春、夏期间），也保持了三个营级单位的编制；多数时候是四个营级单位。这就从编制上建立了与敌营级单位对等的基本作战能力，进而也就具备了整营地歼灭敌军的作战能力。因此，只要是带了营级部队活动的指挥员，不仅是高敬亭、方永乐这些军、师级领导，就是林维先、丁少卿、詹化雨等团、营干部，都在不同场合单独指挥过对敌军营级单位的作战。比如说1937年与敌三十三师的两个营作战，就是詹化雨独立指挥的。

3、注重兵员素质，形成了以少胜多的强大战斗力。红二十八军的老同志们都爱这样夸赞他们所佩服的战友：“XXX厉害，他的*法几乎是百发百中。”部队中普遍以那些作战机智勇敢、*法准、格斗能力强的干部战士为榜样，并都在有意无意地摹仿和学习这些同志，形成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有的“英雄文化”，这对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产生了很大影响。确实，红二十八军中的“神*手”比比皆是，众所周知的方永乐“一甩手就可以打下电线杆上的‘瓷葫芦’（瓷绝缘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同时，部队首长也非常重视作战、指挥能力提高，甚至还在频繁的战斗中对战士进行军事技术训练，例如，方永乐就曾把一个东北军机*手留下来给机*手当教练。所以，在多数情况下，红二十八军用一个营的兵力，就基本上可以消灭国民党军普通部队的一个营，甚至还能以少胜多。在抗战开始后，红二十八军所编成的新四军四支队，之所以对日军作战能力比较强一点，也不是偶然的。

4、“地方补充主力，主力加强地方”的灵活巧妙的兵员补充措施。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制约各游击根据地作战能力提高的最大因素，就是在根据地被极大破坏的情况下，无法对兵员损失进行补充，实际上，中央苏区原来属于正规军的19、20师等部队的消失，就是无法补充兵员所致。从根据地被破坏程度讲，红二十八军同样面对其他苏区一样的形势，兵员补充本来也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由于“几乎无一日不走、无一日不战”的艰苦环境，尽管部队高度注重战术、技术养成，但毕竟作战过于频繁，兵员损耗还是很大的。为此，高敬亭、方永乐等军、师领导，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地方补充主力，主力加强地方”的办法，保证了营级单位活动基本兵员的及时补充。确切讲，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鄂豫皖游击根据地并没有“绝对主力部队”或是“绝对地方部队”这样的概念，这可能是红二十八军的一大特点。像李占彪、李世安、邓少东等，都是从地方调到主力部队的骨干。同时，主力部队又派了不少的优秀干部战士，去加强地方部队，像梁从学曾经是主力团长，但后来又令其带地方部队（对外称245团）独立活动。而黄仁庭、秦贤安、顾士多、李士怀等营、团职干部，也是从主力部队调到鄂东北独立团的。这种主力与地方不断交流的办法，不仅保持了兵员补充，还提高了游击根据地所有部队的整体素质，为“可持续作战”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很像是某些现代国家的“全民皆兵”办法，无疑是十分可取的。

5、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便衣队相互策应作战。这一点军史资料中介绍得比较多了。这里再举一个能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例子：据一直随红二十八军主力部队活动的朱国栋老人说，他有一次随人数很少的小股主力部队分散活动，无意中被敌民团武装百余人包围。尽管主力部队战斗力较强，但由于兵员过少，有些难以支撑。危机之中，傅以明率其“四路游击师”百余人赶到，虽然“游击师”不是主力部队，但其战斗力又远远在民团武装之上，所以傅的到来，迅速改变了战场上的敌我对比形势，打垮了敌军，演出了一场“地方救助主力”的好戏。需要指出的是，在红二十八军时代的鄂豫皖根据地，地方部队和便衣队武装，是无处不在的一支强大力量，到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时，鄂东北道委和皖西特委两个苏区的地方部队，其总兵力竟然多达1100人，已与主力部队相当。有了这样一支“人民战争”的基础力量，不仅使主力部队在集中作战时，有大量策应部队去吸引敌军，分散主力部队的压力；还可以使主力在分兵活动中，有无处不在的、且有一定战斗力的辅助部队给予支持，克服遇到的突然困难，甚至可以随时集结部队进行集中作战，像1937年鄂东北独立团就有几次与主力部队的联合作战。

6、适应形势需要的后勤保障工作。现在一些人都喜欢说，“打仗其实打得是后勤”，一般而言，这话在我军游击战争时期，并不尽然都正确，因为那时我军还不具备完善的后勤系统，主要是“装备取之于敌，给养取之于民”。但是，在战斗具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后期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就变得相对突出了，比如说，最起码的是，大规模战斗会出现的数量较多的伤员，其处置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适应三年敌后游击战争战斗规模的需要，鄂豫皖游击区一直保持着后勤基地的建设，也是其一大特点。在红二十八军战史中，由原总后副部长张祥同志关于后勤工作的一篇材料。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甚至出现了像皖西的岳西县鹞落坪那样的特殊根据地，在这里，大多数地方政权都是“白皮红心”，实际上已为我党我军所控制，红军官兵甚至可以身穿红军服装，在数十里山路中自由走动。另外一个例子是，据江腾蛟老人回忆，鄂东北道委管辖的区域鸡公山中，那里一个林场的工人，实际上都在为红军做事：养伤员，送给养，通风报信。有趣的是，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红二十八军还设有医官一职，甚至可以做一些简易的“手术”。*团的张宜爱负伤，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医官范绣楼为其做过一次简易手术，为共和国挽救了一名开国少将。

上述种种，使红二十八军在敌重兵压迫、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不仅能为革命保存了数量可观的火种，而且始终能够消灭相当数量的敌军，有效地坚持了三年游击破战争。最后，还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抗战初期新四军的一支主力部队。

自1935年2月3日凉亭坳会议正式成立红二十八军时算起，只算整营歼灭者，“重创”、“击溃”、“歼其大部”等未算。

1935年

3月29日，方永乐率244团一营和特务营，在安徽省潜山县界岭与国民党军64师192旅384团一、二营激战，歼其第二营。

4月20日，高敬亭、方永乐合兵后，于潜山汤池的桃岭，伏击敌二十五路军32师95旅190团，歼其两个营。该敌为原西北军孙良诚所部梁冠英之“北伐钢军”。

6月13日，在光山王园，歼敌109师627团两个营。

7月5日，在舒城歼安徽省保安团一个营。

8月13日，夜袭霍山花凉亭敌95师195旅390团一个营。

1936年

3月22日，高敬亭率特务营和*团一个分队，歼灭敌湖北省保安7团一个营。

4月20日，在湖北礼山，一营与鄂东北独立团歼敌102师一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