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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3月3日电(记者赵晓辉、刘羊旸、徐松)畅听卡、大众卡、加加卡、动感地带、新势力、新商旅……各地的手机资费套餐种类动辄上千,有的地方甚至上万,让消费者眼花缭乱。如何让中国4亿多手机用户明明白白享受资费实惠,远离价格欺诈,成为此间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套餐”何其多?
近些年来,各电信运营商为了抢地盘,促销售,不断推出新的资费套餐。据了解,在移动通信市场发达的广东,移动公司共有各类套餐上千种,而联通公司的套餐种类则有上万种之巨。
“这种现象在全国都比较普遍,有些地方几乎每个城市都要推出自己的资费套餐。”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副总工朱敏说。
记者拨通北京联通客服电话,仅CDMA一项,客服人员就介绍了包括新推出的“单向收费”套餐在内的20余种套餐,资费价格之繁琐十分考验用户的理财智商和对数字的敏感。 全国政协委员张倩红说,这么多套餐也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占用了资源,无形中增加了管理成本,最终还是要消费者买单。
“套餐”受益者几何?
一些套餐的推出的确带来了资费的下降,但是纷繁复杂的计算和一些隐性收费项目往往让消费者有被骗之感。
“我在这上边吃过大亏。”谈起手机资费套餐,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深恶痛绝。“我曾经选择了一款看似便宜的套餐,结果一年竟然打掉了原来两年的话费,不仅没有享受实惠,反而增加了费用。” 不少用户都有此类经历。北京联通用户樊建恩曾经两次为套餐所动,结果却是话费更多。“因为套餐不包括漫游费, 我又常常出差,所以根本没用。”樊建恩说。从此,他取消了套餐并决心再也不上套餐的“套”了。
张倩红认为,许多套餐真正适合的消费群体很小,并不能给一般消费者带来实惠,甚至可能造成费用增加。而且解释权在运营商,说不清,道不明。
让人弄不明白的“套餐”该管管了
“套餐有偷换概念之嫌,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管一管这些让人弄不明白的‘套餐’。”童海保说,“电信是垄断行业,查费用也受到种种制约,消费者吃了闷亏,有苦说不出。”
这位代表建议,电信行业垄断要打破,各种政策要透明简洁,否则消费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他认为,超出套餐资费的部分,运营商要及时给用户提醒,超出部分的计算标准也要讲明白。
张倩红说,电信运营商为什么就不能舍弃套餐,以简单降价的方式让消费者得到实惠?她认为,应该减少套餐种类,明码标价,让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感受到资费的下调。信息产业部日前已发出通知,要求各电信企业简化资费结构,减少资费方案的种类,明码标价,严禁各类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行为。关键还是要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3月4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3月4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3月4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 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本报讯“既然手机漫游成本已接近为零,就应该及时予以取消。”记者昨天获悉,全国人大代表、蚌埠医学院教授陶仪声在她已经提交给代表团的一份《关于取消手机漫游费的建议》中说,手机如今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由于目前手机长途漫游费用较高,许多手机用户使用起来受到很大的限制,有些人一旦因出差等离开服务区甚至不舍得用。
陶仪声说,手机漫游的全过程,事实上只需要网络传送几个由计算机自动生成、比普通电子邮件还简单的信息,其成本几乎等于零。“既然成本基本为零,却仍然收取较高的漫游费,显然不合理。”陶仪声代表提出,其他国家极少有收取漫游费的现象。美国多年来全国同网同价,不但没有漫游费,连国内长途费都没有;欧洲各国不但没有国内漫游费,国际漫游结算费也已被强制取消。
陶仪声代表认为取消手机漫游费,可以避免资源浪费,体现社会公平,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她说,取消漫游费可能会造成商家短期内业绩下滑,但从长远来看,这只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手机,移动通信网络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利用,商家收入回报会有较高的增长,也有利于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陈清泰]:以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5:04]
[陈清泰]: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多年来不断重复的一种情景是,全国各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总是以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很多却没有实现。 [15:04]
[陈清泰]:一个总的判断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经济增长有巨大潜力,但增长机制却存在缺欠。主要表现:一是政府通过控制国企、批租土地、项目审批、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地区保护等仍掌握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15:04]
[陈清泰]:二是一些地方运用政府的动员能力,不惜以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和扭曲性政策实现GDP的高增长,表现出强烈的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倾向。 [15:04]
[陈清泰]:三是政府深度介入微观经济领域,使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监督者”之间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削弱了政府对市场活动合规性监管的职能。 [15:05]
[陈清泰]:四是要么由于政府对价格的行政管制,使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误导了企业;要么由于企业改革不到位,对市场信号做出非理性反应,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15:06]
[陈清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表面看,是由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率的增长,转向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深层次看,则是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转向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经济增长。 [15:07]
[陈清泰]:经济增长方式不会自然转变。政府在这一转变中处于中心地位,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要搞好自身的改革;另一方面要实施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最重要的,则是创造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15:07]
[陈清泰]:讲两点意见: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消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15:07]
[陈清泰]:1.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15:08]
[陈清泰]:政府应改变“驾驭市场”的地位,并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把经济管理职能的重点转向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需要政府提供的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需要政府调控的是市场顾及不到的领域,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需要政府提供服务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公共产品的提供、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需要政府干预的是有企业内部效益,但可能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如土地、资源、环境、安全;需要政府投入的是外部效益大于内部效益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部分基础设施等。在其他领域,应充分发挥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15:08]
[陈清泰]:2.改革政绩考核的方法和指标体系 [15:09]
[陈清泰]:改变主要*从上至下考核的办法,逐步扩大和加强公民及其代表在政绩考核、人员任用和升迁中的作用。应研究制定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使政府人员追求政绩的努力与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相一致。 [15:09]
[陈清泰]:3.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 [15:09]
[陈清泰]:有的基层政府盲目追求GDP,其中确有迫于财政压力的成分。建议进一步完善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体制,削弱基层政府为获得必要的财政收入,不顾一切地追求GDP的动机。 [15:09]
[陈清泰]:4.改进宏观调控方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15:10]
[陈清泰]:宏观调控是针对短期经济总量过度失衡的政府干预,主要应使用货币、财政等总量手段。试图以政府的眼光审视微观项目,并决定哪个该“上”、哪个该“下”,以干预微观来平衡宏观,不仅本末倒置、事倍功半;还因破坏了市场机制,而带来诸多后遗症。建议真正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政府通过发布信息,设立水平越来越高的能耗、环保、安全、卫生等技术法规和市场准入门槛,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其中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和涉及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部分应依法办理许可手续。 [15:10]
[陈清泰]:5.增强政府对市场交易合规性监管的职能 [15:10]
[陈清泰]:目前,市场法规不完善与法规执行不力并存,而执行不力使法规严肃性遇到了挑战;市场监管不力和监管行为扭曲并存,而监管行为扭曲成为寻租和腐败的温床;地区保护与跨区域的公平竞争监管缺位并存,而跨区域监管缺位使地区保护可以大行其道。政府应尽快从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中退出,公平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有效地承担市场交易合规性监管的职能。 [15:10]
[陈清泰]:二、创造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环境 [15:11]
[陈清泰]: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离开强大的市场力量,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其中生产要素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 [15:11]
[陈清泰]:进入新世纪,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压力都在迅速增长。 [15:11]
[陈清泰]:影响企业经济行为最大的力量是价格;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亮起了“黄灯”:“逼迫”增长方式转型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但由于目前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这就使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大多隔离在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使粗放增长方式可以继续延续。 [15:11]
[陈清泰]:当前,政府应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这样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市场监管的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使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迫使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发展模式转型的强大经济驱动力,为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创造经济增长开拓空间。 [15:11]
[陈清泰]:发言完毕 [15:12]
[马培华]:切实发挥约束性指标的约束作用 [15:13]
[马培华]:2006年,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首度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其中一项是,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一举措被赞誉为政府工作思路创新和转变的一大亮点。 [15:13]
[马培华]:一年过去了,这一约束性指标执行得如何?我国的环境质量总体状况又如何呢?据国家环保部门公布的结果,2006年全国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不减反增,分别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1.2%和1.8%。另据介绍,全国固体废物堆存累积已达80亿吨,占用和损毁土地200多万亩;仍有近1/3的江河监测断面为五类水质,40%的城市空气质量低于国家二级标准;土壤、水体和大气的严重污染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过去一年中,重大环境污染和突发事件不断发生,达到161起,平均每两天一起;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频繁出现,共查处163件,平均每两天一件,涉及投资资金7700多亿元。让我们再看看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主要指标特别是“预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2006年GDP预期增长8%左右,实际增长1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期增长18%,实际增长24%;外贸进出口总额预期增长15%,实际增长23.8%;全国财政收入预期增长12%,实际增长23.3%;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05年比上年增加226%,2006年比上年增加31%。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 [15:15]
[马培华]:两相对照,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些预期性指标或者说“软”指标总能够大幅上升,甚至上升到让人担心“过热了”,而如污染物减排、节能降耗这些“约束性”指标或者说“硬”指标,却遭遇“冷淡”?硬的不硬,软的不软,这种错位效应值得深思! [15:19]
[马培华]:最近几个月,政府、学者和媒体都在热议这个问题,也取得了一些共识,如:经济增长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调整慢,存量中该淘汰的没有全部退出,增量中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项目还在上马;环境污染治理先天不足,历史欠账多,环保投入严重不足等等。这些分析都鞭辟入里,但是还不完全,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虽然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原则并且由此催生出节能环保“约束性”目标,却还没有赋予它明确的“约束”社会经济生活的功能,没有确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约束手段! [15:19]
[马培华]:根据“十一五”规划,我们认为约束性指标应当具有两大约束功能,但在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中都没有切实有效地发挥。一是强制功能,即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众利益领域对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提出的工作要求,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且不说国家有关部门过去发布的环保工作文件的落实情况,即以2006年而论,中央专门就落实环保减排任务同各地方都签了“责任状”,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政府在人代会的工作报告中,对没有完成指标做出认真检讨。二是制约功能,即在约束性指标与其他指标不可兼而实现的时候,应当首先满足约束性指标的要求,绝不可以以牺牲约束性指标换取其他利益。但在现实生活中,“优先发展生产牺牲点环境是值得的”、“搞环境治理需要很大投入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错误认识依然被当作指导经济工作的潜规则。从对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看,环保“约束性”指标远不如土地、信贷和投资信号有效。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攀比增长速度,把增加投入、争上项目、增加财政税收实力作为地方发展的优先目标,而置环保于不顾。2006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动用“区域限批”手段,叫停82个严重环境违法项目,动了真格的。随后的报道却披露,仍有12个项目我行我素,继续违法运行。 [15:19]
[马培华]:过去的一年,政府工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十一五”规划的良好开局,令人振奋。但国家的环保形势却让我们的心里沉甸甸的。我们认为,既然明确了环境保护、降低污染物排放是“约束性”指标,理应切实起到约束作用。为此,我们建议: [15:19]
[马培华]:首先,摆正“约束性”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处理好“约束性”指标同其他指标的关系。当经济增长与环境制约这对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采取“环境保护优先”的政策。我们建议尽快修改1989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将其修改为“环境法”,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根本大法。 [15:19]
[马培华]:第二,要把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一切“约束性”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对党政主要领导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建立目标责任追究和问责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15:20]
[马培华]:第三,要尽快落实“十一五”环保规划及其相配套的单项规划,尽早组织实施包括污染治理、环保能力建设等投资规划并确保资金到位,及早发挥效益。 [15:20]
[马培华]:第四,*总书记要求环保部门“要尽职尽责”,温家宝总理也要求环保部门“要像钢铁一样硬,而不能像豆腐一样软”。要从源头上解决好环保问题,除了从法律上给予保障,还应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破除地方和部门分割,建议设置“环境部”,并实行环保管理体制的“有限垂直”领导。 [15:20]
[马培华]:尽管保护和建设环境需要一个过程,尽管纠正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的痼疾非一日之功,我们既然已经开始建立约束性机制,就应当加快步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5:21]
[马培华]:发言完毕,谢谢 [15:21]
[邬贺铨]:进一步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15:24]
[邬贺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并提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这一体系中关键是各方面的结合与互动,其中处理好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尤为重要。 [15:24]
[邬贺铨]:在WTO的框架下,政府可以做什么?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各国可以对公司的研究活动或对高校、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的研究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只要这种资助不超过规定的比例就可以(这个比例是如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事实上一些国家早已超出了上述“不可诉补贴”范围,例如2004年美国指责法、英、德和西班牙对空客公司开发新飞机提供了至少150亿美元的“启动补助金”,欧盟则反诉美国自1992年以来向波音公司提供了230亿美元非法补贴,双方的争辩仍在继续。美国还宣布从2006年起十年内对企业研发投入给予税收激励共864亿美元。 [15:26]
[邬贺铨]:在2003年我国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中,政府占30%,企业占70%,同期美国是政府占31.5%,企业占63%,看来在科技投入上我国企业的主体位置更突出。但我国目前处在工业化中期,如果回溯到美国工业化中期的20世纪60年代,全社会科研经费中政府投入与企业投入之比是65:35,70年代是55:43(我国2006年是42:58)。在2000年美国政府的科技经费中还有33%投向企业,而我国是10%;在企业的科技费用中来自财政的比例,美国是12%,而中国是4.6%。显然无论从WTO的规则还是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上看,我国政府科技经费对企业创新的支持还没有到位。 [15:26]
[邬贺铨]:有人认为一切由市场无形之手来选择,政府也无能为力。果真如此吗?很多国家都利用政府采购为本国企业产品提供市场,美国1933年*《购买美国产品法》,其后又有《联邦采购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采购必须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只有当产品的国内最低报价比海外厂商高出一定比例时(它规定:大型企业高出6%,小型企业高出12%,国防类产品高出50%)才被视为可以豁免。2005年度美国联邦机构在采购上支出3140亿美元,本国产品占到89%。在我国的政府采购中,外国供应商几乎垄断了电梯、照明灯具、彩色胶卷、橡胶、轿车和IT产品等。如何从政府采购行为体现出政府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产品支持的表率作用,值得很好向美国等政府学习。 [15:26]
[邬贺铨]:长期以来我国执行的进口整机免税而进口零部件上税的政策使进口设备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对国产设备更无保护可言。最近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5:27]
[邬贺铨]:除了税收政策外,利用标准设置技术壁垒是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的办法。目前使用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有GSM和CDMA两类标准,欧盟和美国分别是这两类标准的主要专利持有者,在GSM标准刚起草时,欧盟就要求其成员国的通信运营商签署协议并预留频率,保证欧盟使用GSM网络标准,阻挡了CDMA标准进入欧洲。美国在本国的CDMA系统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才允许GSM系统进入美国市场。我国曾经在2003年制定WAPI(无线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标准,由于该标准可能影响到生产PC用无线网卡芯片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引起了上至总统的美国政要的关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全美亚洲研究所2006年6月发表了题为《标准就是力量?》的报告,以WAPI和TD—SCDMA等为例,报告称“有迹象表明,即使在中国政府内部,各部委、同一部委下属各不同部门也可能对推行特定标准的看法相去甚远”。“中国政府既想推行拥有中国自主技术的自主标准,又想在市场及中国国内各利益方面前扮演一个更为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所幸的是虽然晚了点,但我国政府还是*了支持WAPI和TD—SCDMA发展的措施,这不仅对这两项标准,而且对我国的自主创新也是很大的鼓舞。 [15:31]
[邬贺铨]:一些国家的政府很注意营造产学研用合作的环境,通过公共财政科技项目的申请条件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引导。欧盟明确对产业进行技术转让是大学的一项使命,一些国家还通过立法明确要求科技界与企业合作,*电信运营商NTT每年以约3%的销售收入投到研发,并按照政府要求以与*国内的上游厂商合作研发设备为其使命,为这些设备生产厂商提供新产品试验环境,增强这些厂商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15:31]
[邬贺铨]:政府主导作用的效果需要通过企业的主体作用才能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也有赖于政府的引导,要使这几方面的作用协调发展,关键是建立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在这方面政府更是责无旁贷。 [15:31]
[邬贺铨]:谢谢! [15:32]
[张化本]:解决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资金瓶颈问题刻不容缓 [15:32]
[张化本]: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国自主创新队伍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在创新数量和效率上明显优于大企业。我国约66%的专利发明、74%的技术创新、82%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对于我国实施科技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5:33]
[张化本]:但目前,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着许多困难与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融资难。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底,创造中国近6成GDP的中小企业贷款额仅占主要金融机构贷款额的16%。相对中小企业贷款需求而言,这个比例实在太小。据调查显示,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资金缺口达400多亿元,平均每家企业资金缺口280多万,严重影响其科技创新活动。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资金瓶颈问题关乎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成败,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建议: [15:35]
[张化本]:1.完善我国科技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看,风险投资资金的介入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资金匮乏的最主要方式。但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发育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退出机制。从“公开上市”这一退出渠道看,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条件过高,使大量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无法上市融资,进而风险投资无法在国内通过公开上市顺畅退出;从“股份转让”和“破产清算”这两种退出渠道看,其行为都是在产权交易市场完成,但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目前存在缺乏统一的市场规则、市场条块分割严重、交易成本费用高、环节多、品种单一等问题,严重限制了风险投资企业产权的自由转移。 [15:35]
[张化本]:据统计,2005年中国319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631.6亿元资本退出总收入仅10.3亿元。为此建议:一是放宽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标准。可允许虽未达到国内上市标准但已成功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尽快推出我国创业板市场。二是加快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尽快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交易法》,大力推进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建设进程,开展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登记托管业务等。三是政府应通过税收、贷款等政策优惠鼓励对风险投资介入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兼并收购,以使风险投资能够顺畅退出。四是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从法律层面促进和规范风险投资的发展。 [15:36]
[张化本]:2.提高国家财政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近年国家财政科技投入存在“两大两小”现象,即大部分资金用于大学与科研机构,只有少部分(约10%)用于企业(发达国家一般在30%以上);用于企业的科技资金又大部分用于大型企业,只有少部分用于中小企业。“两大两小”现象叠加,国家用于中小企业创新的财政资金可以说微乎其微。因此建议,国家财政要提高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如大幅度增加现在每年仅10亿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额度,加大对竞争前研究和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的支持等。此外,建议对应用性研究开发项目采取事后承认与支持为主的办法,这种“不以身份资格论高下,只以成果效用论英雄”的办法,有利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国家科技项目竞争中脱颖而出。 [15:37]
[张化本]:3.尝试开办科技银行。科技银行可定位为设立在科技企业集中的高新区内的区域性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区内发展成熟的科技型企业或有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降低风险,国家可通过政策倾斜鼓励科技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成为股东或合伙人,以利用风险投资机构在人才、组织方面的优势及控制风险的能力。 [15:38]
[张化本]:科技银行信贷业务将只为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活动提供服务;科技银行实行股份制,股本来源以企业和机构投资者为主,地方和高新区政府也可少量参股,实行官助民办;国家可允许其吸收社会存款,在金融品种和信贷服务方式上进行创新,如扩大利率浮动范围、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押贷款,以企业债权、股权融资等等。建议首先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和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有条件的城市高新区内开展科技银行试点工作。 [15:39]
[张化本]:4.推进再担保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大多数担保公司普遍存在资本实力不足、自身信用程度较低、业务规模偏小、主营业务亏损等问题,既难以获得银行等债权人的认可,也不利于整个行业的风险控制。因此,建立为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再担保体系势在必行。 [15:40]
[张化本]:具体建议:由中央政府和各省级政府出资或授权出资,吸引商业银行、各地各类担保公司和战略投资者参股,组成股份制和市场化的全国和省级再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不与各地担保公司进行同业竞争,以市场化再担保业务为主,并承接国家各类政策性再担保资金托管业务;再担保公司在有关行业协会的指导下开展各类再担保业务,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15:40]
[张化本]:5.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首先,要努力营造一种诚实守信光荣、违约失信可耻的政策法制环境和社会舆论氛围;其次,要建立中小企业商业信誉评估机制和信用档案体系,推进企业与金融机构间信用信息共享,改善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再次,建立严厉的信用惩罚机制,对恶意拖欠银行贷款和逃避银行债务的企业和个人,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并在媒体上予以曝光;最后,要加强中小企业的信用管理,完善企业信用管理职能,建立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保证风险管理职能落实到人。 [15:41]
[张化本]:发言完毕 [15:41]
[辜胜阻]:只有企业的创新才有国家的强盛 [15:43]
[辜胜阻]:去年3月份以来,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率调查组就民企创新问题到长三角、珠三角和环勃海等地区进行了调研。下面谈三点调研体会。 [15:43]
[辜胜阻]:一、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改变“核心技术受控于人,利润分配受制于人”的格局,实现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向“又好又快”的转变 [15:44]
[辜胜阻]:高增长和高出口的“双高”辉煌背后存在着隐忧。我国GDP突破20万亿,成为世界第四。生产了世界70%的鞋子,60%的计算机,对外贸易总额已到世界第三。但我国高技术产业占GDP比重还不到10%。在发明专利申请中,外企在信息技术领域占90%,在生物技术领域占85%。我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轿车工业装备的70%,由进口产品占领。 [15:44]
[辜胜阻]:我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是生产能力的巨人,但重制造、轻创造、多贴牌、少品牌,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高额的资源环境成本分享微薄利润,呈现“苦笑曲线”。我国企业生产的价格为200美元的耐克鞋,外国设计者可得到100美元,外国的品牌商可得到90美元。我国信息产业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一些产品往往只有2~3%的利润。企业卖一台计算机,只赚两三百元,却帮外国人赚几千元。我国出口一台DVD,交给外国的专利费是18美元,企业只能赚1美元。中国的崛起不能仅*“汗水工业”和“世界工厂”,而要*创新分享价值链的高端利润。古人讲:“当政之要,在于兴业;从政之策,在于创新。”唯有企业强大,才有国家强盛。企业“不创新,就要承担时代的一切不幸。” [15:45]
[辜胜阻]:二、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需要完善创新动力机制,分担风险,提升能力,让企业具有创新的习惯与激情,改变过度依*“拼劳力、拼资源、拼环境”的低价竞争格局和*公关与模仿来获取高利润的赢利模式 [15:45]
[辜胜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民企创新面临四个问题: [15:45]
[辜胜阻]: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我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一些民营企业家感叹,*技术创新不如通过经营房地产利润来得快和高;*引进合资可以省时、省事。于是,对外来技术的引进犹如吸食鸦片般上瘾,企业逐渐失去了自主开发技术的激情与“梦想”,失去了创新的习惯。 [15:45]
[辜胜阻]: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成三败七,九死一生”是创新活动的典型特征。有关研究表明,约有50%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创立的3年内死亡了。中小企业面临一种“生不快,长不大,活不长”的发展环境。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创新恐惧症”。此外,“你创新,我冒仿”的市场环境也让企业不敢创新。 [15:46]
[辜胜阻]:三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却不可能引进。在江苏调查表明:民企自主创新最大困难是“人才”瓶颈。全省70%以上的民营科技企业缺高级技术人才,35%的企业缺高级技术工人。 [15:46]
[辜胜阻]:四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据调查显示,60%的企业认为贷款太难。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了城镇就业人口75%以上的就业机会,研发新产品超过全国的八成,但获得的贷款只有全部贷款的10%左右。这是何等的不公! [15:47]
[辜胜阻]:三、创业创新需要有一个鼓励创新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需要国家的财税政策扶持,需要有全社会的观念更新 [15:47]
[辜胜阻]:在中关村创业的留学人员胡晖带领着他的团队,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实验室里艰苦创业,开发出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免费试用无人问津,在国内融资受挫,可被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以1800万美元收购。为什么能够给社会带来极大效益的技术,在国内却缺少“发现机制”和“培育机制”,被外国上市公司买走了呢?“胡晖现象”深刻说明我国推进创新的机制还不完善。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五项举措: [15:47]
[辜胜阻]:一要市场推动。尽快构建支持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壮大风险投资事业。资本市场是当今世界创新型经济的发动机。支持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应分为主板、创业板、柜台交易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资本市场既能满足创新的筹资需求,更能形成分担高风险的市场机制;既可对有眼光、有胆量、有组织能力的企业家进行培育,又可对优质企业进行筛选,有把企业做强的放大效应。 [15:48]
[辜胜阻]:我们建议:一是尽快推出企业板,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二是使股份代办转让系统尽早成为上市公司的“孵化器”和三板市场。三是积极发展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使其成为企业创业的融资场所。四是积极发展面向科技型企业的债券市场,改变千军万马*银行的格局。五是通过风险投资母基金和天使基金的发展来壮大风险投资事业。 [15:49]
[辜胜阻]:二要体制创新。借鉴村镇银行的模式,引导民间资本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类似硅谷银行的社区科技银行,改变国有银行“贷大贷强贷垄断”的倾向,拓展对创新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我国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不仅要受到“重大轻小”和“嫌贫爱富”的“规模歧视”,而且还要受到“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太难。为此,需要改善国有银行金融服务,大力发展面向科技企业的中小民营银行,让小银行支持小企业,让民间资本促进科技创业。 [15:49]
[辜胜阻]:三要政策扶持。提高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支持强度,强化创新税收扶持政策的执行力,引导政府采购向国产高技术产品倾斜,通过利益补偿使企业创新有利可图。 [15:50]
[辜胜阻]:四要人才为本。培养一大批“顶天立地”的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推进技术链上的产学研合作和产业链上的集群配套,让小企业“快生长大”,大企业“做优做强”。 [15:50]
[辜胜阻]:五要环境优化。形成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新机制,放手让一切创新的激情与活力竞相迸发,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15:50]
[辜胜阻]:谢谢大家! [15:50]
[张宝明]: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15:55]
[张宝明]: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75%左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近些年,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得到了较快发展,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15:56]
[张宝明]:可持续发展。近些年,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得到了较快发展,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6年煤炭产量23.3亿吨,同比增加1.74亿吨、增长8.1%;达历史最好水平。全国煤炭社会库存1.5亿吨,能源紧张状况得到改善,供给能力逐步增强,基本满足了我国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的需求。 [15:56]
[张宝明]:当前煤炭存在的生产建设盲目扩张、结构性矛盾突出、资源开发无序、损失浪费严重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使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主要表现为: [15:56]
[张宝明]:一是资源保障程度低,采出率低,利用率低,严重危及可持续发展。 [15:57]
[张宝明]:由于基础地质工作滞后,致使煤炭项目建设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现象严重,开发风险增大。大部分在建和计划开工建设的煤矿仅首采区达到精查储量的要求,难以满足综合开发规划的要求。 [15:57]
[张宝明]:小煤矿开采工艺落后和有些大矿弃薄丢瘦,资源采出率低,全国煤矿平均资源采出率约30%~35%,损失浪费严重。 [15:57]
[张宝明]: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率低,大量煤层气随着煤炭资源的开采而排放到大气层中,由于开发利用率滞后,煤矿开采中瓦斯事故隐患大,严重威胁煤矿安全生产。 [15:57]
[张宝明]:二是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统筹规划,煤矿建设扩张,产能过剩,影响可持续发展。 [15:57]
[张宝明]:由于受市场经济和地方发展双重作用,一些煤矿资源富集地区投资办矿持续升温,煤矿建设项目多、规模大。据调研统计,国家规划2010年煤炭产量为26亿吨,而各省区规划之和为34亿吨,大大高于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 [15:58]
[张宝明]:一些煤炭企业盲目扩张,资源消耗过大。部分企业超能力生产,片面追求高产高效,不按设计规范的标准回收资源;特别是一些地区的小煤矿,借资源整合和核定能力之机,由小变大,随意增加能力,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迅速扩大产能,将出现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资源损失浪费严重,缩短矿井和资源开采服务年限,不利于能源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5:58]
[张宝明]:产业结构矛盾突出,主要是矿多,特别是小煤矿二万多个,生产力落后、产业集中度低。煤化工包括煤制油的发展,提高效益无可非议,但缺乏总体布局和长远规划。目前在建的煤化工项目有30多项总投资800多亿元,有些大型矿区和产煤地都着手煤化工和煤制油项目,将出现新的结构失调,对煤炭工业发展甚至能源安全带来风险。 [15:58]
[张宝明]:三是煤炭开发与生态环境恶化矛盾十分突出。 [15:58]
[张宝明]:煤矿生产特别是主要产煤地区,造成的矿区地面塌陷、煤田自燃发火、矸石山自燃、瓦斯和粉尘排放等都对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加上煤炭生产利用过程中废气、废水直接排放造成空气、水体污染。长此下去,必将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15:58]
[张宝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带动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能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必须重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资源的回收率,推动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和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如下: [15:59]
[张宝明]:第一,加强资源管理和地质勘探,提高资源回收率和保障程度,推进节能和循环经济,促进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5:59]
[张宝明]:加大资源整合力度,调整煤炭生产结构,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提高资源回收率。应将资源回收率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制订鼓励提高资源回收率的奖惩政策。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和循环经济发展,走节约资源发展之路。 [16:00]
[张宝明]:第二,加快制订国家统一的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规划,强化国家规划调控的权威性,实现煤炭生产的有序发展。 [16:00]
[张宝明]:在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加强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调控,对煤矿建设要实行总量控制,防止投资过热。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对各地煤矿开发利用规划和煤化工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做到国家、地方、企业规划有机衔接。严格项目建设程序,克服建设的盲目性。加快煤层气开发和利用,将其作为同天然气一样的重要产业来抓。 [16:01]
[张宝明]:第三,要统筹协调资源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6:01]
[张宝明]: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评价及监督制度,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责任。建立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增加生产成本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办法筹集资金,加快对资源开采已造成的生态环境欠账的治理补救,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加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16:02]
[张宝明]:我的发言完毕,谢谢!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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