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红军中杀红军的狂人---戴季英

红军中杀红军的狂人---

戴季英

他是红军的罪人！

被*点名“不可救药”的戴季英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２月１２日作出），
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
1，“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
2，“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
3，“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
4，“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
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戴季英。
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７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关于１９３５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共和国大将徐海东（时任红２５军副军长兼第７４师师长）回忆说：“

戴季英把红二十五军第７４师主力２２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４９名党团干部全部杀害。”

戴季英把第７４师主力２２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４９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４９个人都被杀了。

被*点名“不可救药”的戴季英

 
　进入陕北后，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２６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一些人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的帽子。一时间，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２６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９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１５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便被戴季英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

据说，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５岁女孩的妻子投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

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

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

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革命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细”！红２６军、红２７军等西北方面红军甚至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２５军是不是白军？一些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袖刘志丹被捕，有上千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眼看红军内部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王、刘、贾出发前，*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

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

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１１月７日，中共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１８人的宴会，*、周恩来亲自出席。１１月３０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军兴，南方８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２８军，改编为新四军第４支队，高为司令员，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却彼此猜忌，高甚至怀疑戴是党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戴也处处和高较劲。１９３８年４月，第４支队挺进皖中，在皖中、皖西党的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等协助下发展游击武装。当年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１、第２两个大队，约２０００人。，高敬亭在安徽合肥被错杀，原第４支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４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部分兵力组成第５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

　１９４１年３月，戴季英同新四军的谭友林、郭述申等共１０余人，从安徽涡阳出发，奔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到达延安后，戴季英一行去看望*。*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皖南事变你们都知道了吗？项英同志就是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最后，*说，你们来开七大，七大要等些时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等。于是，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１９４２年底至１９４３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解决西北历史问题。*、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纠正了１９３５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比较公正地指出：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正副书记的朱理治、郭洪涛敌情观念过重，应负“肃反”主要责任。１９４４年７月，戴季英写成《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书稿，对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回顾，说法还算公正。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７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关于１９３５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戴季英为之奋斗２０多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２日，戴被开除党籍，其“罪状”如前述《人民日报》所称，从此永远淡出人们的视野……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７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关于１９３５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２５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２５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戴季英在“隐居”之时，勤于动笔，曾有本关于戴氏家族事迹的书出版。目前，已经年近百岁的戴季英仍然健在，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

戴季英

他是红军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