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让治河有三策
网络 (2022-05-29 20:31:50) 浏览:848 评论:0
两汉时期，对黄河堤防颇为重视，不仅设置专职人员负责治河，而且投入大量的经费。各种治河思想也比较活跃，著名的“贾让三策”就是在这时诞生的。
贾让，西汉末年人。汉哀帝初年，黄河泛滥，魏郡（郡治在邺）一带大水，河流漫溢致水流踪迹难以分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诏令全国各地，要求“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举荐能者治河，广求治河的人才和建议。只有待诏贾让应诏上书，提出了自己的治河见解。由于它包含三种治河方案，后世称之为“贾让三策”。
贾让在上书以前曾研究了前人的治河历史，并亲至黄河下游东郡（治今濮阳）一带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他首先分析了河流的基本规律：“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剧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
他认为，大河没有防备，小水得以进入，水岸低下，成为死水湖泊。假如秋天水多，就得让水能够停留，水波左右晃荡从容舒缓而不急迫。土地上有河流犹如人有口一样，治理土地而防备河水，就像使婴儿停止啼哭而堵塞其口一样，虽然可以立即令其停止哭泣，然而其死期也到了。所以，善于治河者应打开河口进行疏导，善于治理百姓者应使他们畅所欲言。
贾让还进一步分析了黄河堤防的情况。他认为，当时“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 。当时，沿黄诸侯各国“雍防百川，各以为利”。齐国首先在离黄河25里的地方筑堤，使黄河回流，西泛赵、魏。赵、魏也在离黄河25里远的地方筑堤，将黄河夹起来，使河水只能在这两堤间滚动游荡。这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黄河堤防。这样做“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虽然不正确，但每遇汛期涨水，在宽广的河道内洪水尚可“有所游荡”，而且土地被淤积过后变得肥美，百姓可以开荒种田。如今沿河居民不断与河争地，堤内筑堤，民居其中，致使堤距日益缩窄，“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在有限的范围内一而再再而三地修筑石堤，迫使河流两次向西三次向东，曲曲折折，不得安息。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形成了地上悬河，形势十分严峻。
上策：河流改道 决河北流
经过深思熟虑，贾让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后，“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这就是说，要把冀州地区处于水流要道地方的百姓迁走，扒开遮害亭（今河南滑县西南）的河堤，把冀州一带改为行洪区，让黄河从冀州魏郡的中部穿过，经漳河东北入海。
这也是一个人工改河的设想。黄河下游，河床不断变迁，常常是昔日已弃的故道，数百年之后便又可以行河。贾让欲改之河，本为黄河故道，在地形上大约是有一定根据的。成帝元延年间，黄河涨水时，黎阳附近河水已高出堤外民屋，可见，这一带河床已经很高了。从地形上说，当时设想在遮害亭上下改道使黄河北流是有条件的。
改河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要迁移冀州当水冲的居民。那时冀州的人口尚不密，当冲的魏郡，面积大约24000平方公里，人口近91万，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40人。而且那一带大多“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贾让选择这样的地方为黄河安排出路，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人以为改河将“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贾让不以为然。他算了一笔账，“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就能使改道计划成功。贾让在上策结尾说：“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以大汉统治万里的江山，难道要与水争咫尺之地吗？这是黄河安定、百姓太平的功业，可以千年无忧，所以他将此称为上策。
中策：分流河水 引渠灌田
贾让的中策，其主要思想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就是在冀州地区多挖漕渠，使百姓得以用来灌溉农田，消减水流的急势。这是上策的蜕变。上策要在冀州改河，中策是要在冀州穿渠。穿渠的目的，一则可以灌溉兴利，更主要的是为了分洪。他认为这虽说不上是圣人之法，也应该算是挽救失败的妙招。具体措施是“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并在水门以东修一长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在长堤旁多开渠道，“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这样，贾让认为可以避“三害”、兴“三利”：“民常罢（疲）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百姓经常疲于救水，基本上失掉了生产；水流行在地上，积累的水多蒸发，百姓就会得风湿病，树木都会很快变枯，形成盐碱地不生长谷子；河堤决口，百姓成为鱼鳖的食物，这是“三害”。“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增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如果有渠水灌溉，那么盐碱就下沉，填上淤泥增加肥料；以前种植禾麦，可改为种植稻米，产量高出高产田五倍，高出低产田十倍；有利于船只漕运，这是“三利”。同时，贾让还强调指出：沿河各郡大都有治河吏卒数千人，每年砍伐薪草、购置石料的治河经费数千万，以这些费用“足以通渠成水门”。又由于“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疲）。民田适治，河堤亦成”，百姓得到灌溉之利，争相开渠，农田得到治理的同时河堤也修成了，真可谓一举两得。这样，就可以“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这种兴利除害、富国安民之策足可以维持数百年，所以称为中策。
下策：加高堤防 维持河道
关于下策，贾让说：“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几，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意思是，如果继续加高培厚原来的堤防，即使花费很大气力，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贾让看来，主要是由于原有的堤防将河道束得太窄，它的存在失去了其有益的作用，已经成为阻止洪水下泄的严重障碍。
贾让的这篇治河策，多少还带有一些战国策士的论辩色彩，不无危言耸听、夸大其词的嫌疑。因为要打动人主，就不能不尽量别出心裁，从而也就过分贬低了传统的堤防手段。事实上，改道虽然最富有创见，但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也不大可能行得通；而独流与分流，这两者互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加之当时西汉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即使分流是万全之策，付诸实施又谈何容易。所以最终朝廷只能是择取了他最不赞成的“下策”。
贾让开河分流的中策虽然未被采纳，但在后世却又有人重提并实施过类似的主张，以致分流与独流成为治黄史上的两个重要流派。
事实上，贾让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分流主张的人。早于他20多年之前，就有一个叫冯逡的人提出过类似的见解。稍后于贾让，在王莽执政期间，又有一个叫韩牧的人，提出了恢复《禹贡》“九河”旧迹的主张。
我国最早对黄河下游兴利除害的治河文献
“贾让三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第一次全面地对治理黄河进行了方案论证，较完整地概括了西汉治黄的基本主张和措施；二是首次明确提出在黄河下游设置滞洪区的思想，强调滞洪区的作用是“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三是论证规划方案时首次提出经济补偿的概念，主张筹划治河工费用于安置因改道应迁移的移民；四是提出综合利用黄河水利资源，具体论证开渠分水有三利（低地放淤肥田，改旱地为稻田，通漕运），不开则有三害（民常忙于救灾，土地盐碱沼泽化，决溢为害）；五是分析了黄河堤防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弊端。由于上述特点，贾让的治理黄河三策对后世治河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古代治河思想的重要遗产之一。
“贾让三策”是保留至今我国最早的一篇对黄河下游兴利除害比较全面的治河文献。它不仅提出了防御黄河洪水的对策，还提出了放淤、改土、通漕等多方面的措施。东汉史学家班固以1000余字的篇幅将其完整地记入《汉书·沟洫志》中，对后世的治河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贾让的建议当时虽然没有被付诸实施，其中还有部分内容叙述不太清楚，有些规划也不一定合理，但在2000多年前就能如此全面地规划黄河下游的治理，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技术水平的进步，是难能可贵的。其治黄的基本精神、所体现的宽河思想，特别是“不与水争地”的治河理念，对后世影响颇大。三策中的合理成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贾让，西汉末年人。汉哀帝初年，黄河泛滥，魏郡（郡治在邺）一带大水，河流漫溢致水流踪迹难以分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诏令全国各地，要求“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举荐能者治河，广求治河的人才和建议。只有待诏贾让应诏上书，提出了自己的治河见解。由于它包含三种治河方案，后世称之为“贾让三策”。
贾让在上书以前曾研究了前人的治河历史，并亲至黄河下游东郡（治今濮阳）一带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他首先分析了河流的基本规律：“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剧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
他认为，大河没有防备，小水得以进入，水岸低下，成为死水湖泊。假如秋天水多，就得让水能够停留，水波左右晃荡从容舒缓而不急迫。土地上有河流犹如人有口一样，治理土地而防备河水，就像使婴儿停止啼哭而堵塞其口一样，虽然可以立即令其停止哭泣，然而其死期也到了。所以，善于治河者应打开河口进行疏导，善于治理百姓者应使他们畅所欲言。
贾让还进一步分析了黄河堤防的情况。他认为，当时“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 。当时，沿黄诸侯各国“雍防百川，各以为利”。齐国首先在离黄河25里的地方筑堤，使黄河回流，西泛赵、魏。赵、魏也在离黄河25里远的地方筑堤，将黄河夹起来，使河水只能在这两堤间滚动游荡。这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黄河堤防。这样做“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虽然不正确，但每遇汛期涨水，在宽广的河道内洪水尚可“有所游荡”，而且土地被淤积过后变得肥美，百姓可以开荒种田。如今沿河居民不断与河争地，堤内筑堤，民居其中，致使堤距日益缩窄，“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在有限的范围内一而再再而三地修筑石堤，迫使河流两次向西三次向东，曲曲折折，不得安息。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形成了地上悬河，形势十分严峻。
上策：河流改道 决河北流
经过深思熟虑，贾让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后，“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这就是说，要把冀州地区处于水流要道地方的百姓迁走，扒开遮害亭（今河南滑县西南）的河堤，把冀州一带改为行洪区，让黄河从冀州魏郡的中部穿过，经漳河东北入海。
这也是一个人工改河的设想。黄河下游，河床不断变迁，常常是昔日已弃的故道，数百年之后便又可以行河。贾让欲改之河，本为黄河故道，在地形上大约是有一定根据的。成帝元延年间，黄河涨水时，黎阳附近河水已高出堤外民屋，可见，这一带河床已经很高了。从地形上说，当时设想在遮害亭上下改道使黄河北流是有条件的。
改河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要迁移冀州当水冲的居民。那时冀州的人口尚不密，当冲的魏郡，面积大约24000平方公里，人口近91万，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40人。而且那一带大多“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贾让选择这样的地方为黄河安排出路，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人以为改河将“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贾让不以为然。他算了一笔账，“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就能使改道计划成功。贾让在上策结尾说：“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以大汉统治万里的江山，难道要与水争咫尺之地吗？这是黄河安定、百姓太平的功业，可以千年无忧，所以他将此称为上策。
中策：分流河水 引渠灌田
贾让的中策，其主要思想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就是在冀州地区多挖漕渠，使百姓得以用来灌溉农田，消减水流的急势。这是上策的蜕变。上策要在冀州改河，中策是要在冀州穿渠。穿渠的目的，一则可以灌溉兴利，更主要的是为了分洪。他认为这虽说不上是圣人之法，也应该算是挽救失败的妙招。具体措施是“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并在水门以东修一长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在长堤旁多开渠道，“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这样，贾让认为可以避“三害”、兴“三利”：“民常罢（疲）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百姓经常疲于救水，基本上失掉了生产；水流行在地上，积累的水多蒸发，百姓就会得风湿病，树木都会很快变枯，形成盐碱地不生长谷子；河堤决口，百姓成为鱼鳖的食物，这是“三害”。“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增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如果有渠水灌溉，那么盐碱就下沉，填上淤泥增加肥料；以前种植禾麦，可改为种植稻米，产量高出高产田五倍，高出低产田十倍；有利于船只漕运，这是“三利”。同时，贾让还强调指出：沿河各郡大都有治河吏卒数千人，每年砍伐薪草、购置石料的治河经费数千万，以这些费用“足以通渠成水门”。又由于“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疲）。民田适治，河堤亦成”，百姓得到灌溉之利，争相开渠，农田得到治理的同时河堤也修成了，真可谓一举两得。这样，就可以“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这种兴利除害、富国安民之策足可以维持数百年，所以称为中策。
下策：加高堤防 维持河道
关于下策，贾让说：“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几，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意思是，如果继续加高培厚原来的堤防，即使花费很大气力，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贾让看来，主要是由于原有的堤防将河道束得太窄，它的存在失去了其有益的作用，已经成为阻止洪水下泄的严重障碍。
贾让的这篇治河策，多少还带有一些战国策士的论辩色彩，不无危言耸听、夸大其词的嫌疑。因为要打动人主，就不能不尽量别出心裁，从而也就过分贬低了传统的堤防手段。事实上，改道虽然最富有创见，但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也不大可能行得通；而独流与分流，这两者互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加之当时西汉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即使分流是万全之策，付诸实施又谈何容易。所以最终朝廷只能是择取了他最不赞成的“下策”。
贾让开河分流的中策虽然未被采纳，但在后世却又有人重提并实施过类似的主张，以致分流与独流成为治黄史上的两个重要流派。
事实上，贾让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分流主张的人。早于他20多年之前，就有一个叫冯逡的人提出过类似的见解。稍后于贾让，在王莽执政期间，又有一个叫韩牧的人，提出了恢复《禹贡》“九河”旧迹的主张。
我国最早对黄河下游兴利除害的治河文献
“贾让三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第一次全面地对治理黄河进行了方案论证，较完整地概括了西汉治黄的基本主张和措施；二是首次明确提出在黄河下游设置滞洪区的思想，强调滞洪区的作用是“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三是论证规划方案时首次提出经济补偿的概念，主张筹划治河工费用于安置因改道应迁移的移民；四是提出综合利用黄河水利资源，具体论证开渠分水有三利（低地放淤肥田，改旱地为稻田，通漕运），不开则有三害（民常忙于救灾，土地盐碱沼泽化，决溢为害）；五是分析了黄河堤防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弊端。由于上述特点，贾让的治理黄河三策对后世治河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古代治河思想的重要遗产之一。
“贾让三策”是保留至今我国最早的一篇对黄河下游兴利除害比较全面的治河文献。它不仅提出了防御黄河洪水的对策，还提出了放淤、改土、通漕等多方面的措施。东汉史学家班固以1000余字的篇幅将其完整地记入《汉书·沟洫志》中，对后世的治河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贾让的建议当时虽然没有被付诸实施，其中还有部分内容叙述不太清楚，有些规划也不一定合理，但在2000多年前就能如此全面地规划黄河下游的治理，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技术水平的进步，是难能可贵的。其治黄的基本精神、所体现的宽河思想，特别是“不与水争地”的治河理念，对后世影响颇大。三策中的合理成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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