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繁华如过往云烟”

文笔一流，试着翻译了一下，请指正。

China, the World's Capital

By Nicholas D. Kristof, The New York Times, 22 May 2005

From Kaifeng to New York, 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

As this millennium dawns, New York C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ity in the world, the unofficial capital of planet Earth. But before we New Yorkers become too full of ourselves, it might be worthwhile to glance at dilapidated Kaifeng in central China.

这个新千年开始的时候，纽约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这个星球的非官方经济首都。但在我们对自己感到太满意之前，去审视一下中国中部已经没落的开封市也许是有价值的。

Kaifeng, an ancient city along the mud-clogged Yellow River, wa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in the world in 1000. And if you've never heard of it, that's a useful warning for Americans—as the Chinese headline above puts it, in a language of the future that many more Americans should start learning, 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

开封，一个淤泥阻塞的黄河边上的古老城市，1000年的时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如果你从未听说过它，那对很多美国人是有价值的警告-正如中文标题提到的，繁华如过眼云烟。

As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America may look today as if global domination is an entitlement. But if you look back at the sweep of history, it's striking how fleeting supremacy is, particularly for individual cities.

作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权，美国也许认为这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回顾历史，这种霸权之短暂令人吃惊，对于单个城市而言尤为如此。

My vote for most important city in the world in the period leading up to 2000 B.C. would be Ur, Iraq. In 1500 B.C., perhaps Thebes, Egypt. There was no dominant player in 1000 B.C., though one could make a case for Sidon, Lebanon. In 500 B.C., it would be Persepolis, Persia; in the year 1, Rome; around A.D. 500, maybe Changan, China; in 1000, Kaifeng, China; in 1500, probably Florence, Italy; in 2000, New York City; and in 2500, probably none of the above.

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我同意伊拉克的乌尔是这这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公元前1500年，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没有什么出色的城市，尽管可以举出黎巴嫩的西顿作为候选。公元前500年，古代波斯的波斯波利斯；公元1年，罗马；公元500年，可能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中国开封；公元1500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纽约；公元2500年，也许不会是以上城市中的任何一个。

Today Kaifeng is grimy and poor, not eve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nd so minor it lacks even an airport. Its sad state only underscores how fortunes change. In the 11th century, when it was the capital of Song Dynasty China, its population was more than one million. In contrast, London's population then was about 15,000.

今天的开封肮脏贫穷，甚至连省会都不是，小到连一个飞机场都没有。它的可悲的现实强调了命运如何变化。在11世纪，当它还是宋朝的首都时，它的人口超过了100万，而那时伦敦的人口才有大约15000人。

An ancient 17-foot painted scroll, now in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shows the bustle and prosperity of ancient Kaifeng. Hundreds of pedestrians jostle each other on the streets, camels carry merchandise in from the Silk Road, and teahouses and restaurants do a thriving business.

在北京的故宫，一幅17英尺场的画卷显示了古代开封的忙碌与繁荣。数以百计的行人簇拥在大街上，骆驼从丝绸之路运送来货物，茶室和饭店生意红火。

Kaifeng's stature attracted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hundreds of Jews. Even today, there are some people in Kaifeng who look like other Chinese but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Jewish and do not eat pork.

那时开封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们，包括犹太人。甚至今天，这里还有人自认为是犹太后裔，不吃猪肉，虽然和其他开封人相像。

As I roamed the Kaifeng area, asking local people why such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had sunk so low, I encountered plenty of envy of New York. One man said he was arranging to be smuggled into the U.S. illegally, by paying a gang $25,000, but many local people insisted that China is on course to bounce back and recover its historic role as world leader.

当漫步开封时，我询问当地人为什么一个国际中心会如此没落。我意外地遇到了对纽约的足够多的羡慕。一个人说他已经被安排好偷渡去美国，并为此花费了25000美元，但是很多当地人坚持中国会复兴，并且恢复它的曾经的历史地位。

China is booming now, said Wang Ruina, a young peasant woman on the outskirts of town. Give us a few decades and we'll catch up with the U.S., even pass it.

“中国现在正在急速发展”，一个城郊农民妇女王睿娜说。“过我们几十年，我们会赶上美国，甚至与超过它”。（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我估计有可能是某部门的同志在演戏）

She's right. The U.S. has had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but most projections show that China will surpass us in about 15 years, as measured by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她是对的。美国100年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很多快速发展显示中国将在15年内超过我们，如果用购买力指标评价的话。

So what can New York learn from a city like Kaifeng?

那么纽约能从开封学到什么东西呢？

One lesson is the importance of sustaining a technological edge and sound economic policies. Ancient China flourished partly because of pro-growth, pro-trade polic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like curved iron plows, printing and paper money. But then China came to scorn trade and commerce, and per capita income stagnated for 600 years.

一个教训是持续的技术优势和健全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古代中国繁荣部分起源于商业增长（翻译可能不太准确），贸易政策和技术发明，比如曲面铁犁，印刷和纸币。但是中国转向了轻视贸易商业，在之后的600年内平均个人收入停滞不前。

A second lesson is the danger of hubris, for China concluded it had nothing to learn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and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第二个教训是自满的危险，中国认为从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这就是没落的开始。

I worry about the U.S. in both regards. Our economic management is so lax that we can't confront farm subsidies or long-term budget deficits. Our technology is strong, but American public schools are second-rate in math and science. And Americans' lack of interest in the world contrasts with the restlessness, drive and determination that are again pushing China to the forefront.

我担心两个教训都存在的美国。我们的经济管理如此懈怠，以至于我们不能面对农业补贴或者长期的预算赤字。我们的技术是强大的，但是美国公立学校在数学和科学领域是二流的。美国缺乏了解世界的兴趣，那些勤奋，动力和决心正在鼓动中国日益向前。

Beside the Yellow River I met a 70-year-old peasant named Hao Wang, who had never gone to a day of school. He couldn't even write his name—and yet his progeny were different.

黄河边上我遇到了一个70岁的农民王浩，他没有上过一天学，甚至不能写他的名字，但是它的子孙却是不一样的。

Two of my grandsons are now in university, he boasted, and then he started talking about the computer in his home.

他自夸道“两个孙子在大学读书”，然后他开始谈论他家里的计算机。

Thinking of Kaifeng should stimulate us to struggle to improve our high-tech edge, educational strengths and pro-growth policies. For if we rest on our laurels, even a city as great as New York may end up as Kaifeng-on-the-Hudson.

想一下开封，他正在极力刺激我们提升我们的高技术优势，教育水平和商业政策。如果我们满足于我们目前的荣耀，甚至像纽约一样伟大的城市也会成为哈得孙河边的开封，终将没落下去。

pro-growth好像翻译为税收或者投资可能更好，一般翻译为增长支持，但似乎很难理解

呵呵

[转贴]人民网文：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时刻
文章提交者：夜猫出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国一场新的救亡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 20世纪处，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

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 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

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1，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多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

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 年金融危机和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出口增加额的70%，*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的方便筷子总计约 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 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

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 约2000万少女被迫#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 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人到现在抬头看*人，小*真的成了“大*”；《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2，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 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

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 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

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社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3，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生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 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4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4，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 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 ～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 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 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上周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人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的录像带。 5，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 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 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 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 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6，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 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2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等于每年消失2个海南省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 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廉价土地吸引外资。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 —20 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殖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殖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如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银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干部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 年底，仅海外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级**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支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支解为许多小国。

吴烟冷：中国的财政窟窿到底有多大？
文章提交者：夜猫出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中国的财政窟窿到底有多大？

2006年年底，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20年来从左右不同方面的所有对中国持悲观论调的人，面此失望不已！

的确，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让跨国垄断资本迅速开疆拓土，让官僚垄断资本因为好不费力的收取资源垄断的全民税，让小资本发家致富，并同时让千千万万在90年代末曾经温饱难顾的底层人民暂时稳当的当上了奴隶，中国出现了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矛盾暂时和缓的罕见局面。

这种氛围中，“和谐社会”挟裹着一片附和声粉墨登场，似乎要成为调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起来的各种巨大矛盾的包治百病的良药！

对于那些在主人面前曾不被待见而心生怨怼的人来说，“和谐社会”让一切恩怨都已不重要，现在，在英明的新主人面前，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出谋划策，协助主人当家理财、消除隐患；对于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当中外垄断资本在吵吵嚷嚷中相互补台和配合时，虽然自己利用价值大大减小了，但他们依然不敢对外面的老主子心有不满——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他们什么事了；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者纷纷高调登场，为着已经坐好了天下的主子们用道德文章开路，幻想着自己也是那精英中的一员。

但是，他们的所有想象都只是幻影，而和谐也只是幻象，“中国崛起”是这幻象中的泡影——隐藏在经济巨大增长背后的，是中国经济巨大的窟窿。这一窟窿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隐藏在中国经济之中，将中国经济不断撑大，终至人们似乎忘记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80年代后，在改革的吆喝声中，官僚资产阶级一手抓贪污受贿，一手抓以权谋私，大力与自己摇身而成的权贵商人们亲密合作，通过搞垮国企和掏空银行，通过房改、养老改和医疗改等不断甩包袱的过程，以寅吃卯粮不断扩大负债的办法搞建设，把毛时代几亿人三十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庞大财富转为已有，留下了繁荣背后三个无法掩饰的大窟窿：银行坏帐、社保缺口和财政负债！

而气球之所以没有破灭的唯一原因，是借新补旧还能维持——而借新补旧还能维持的唯一原因是，人们相信虚假的增长游戏还能继续，这个破车还能继续走！

但是，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破车到底能走多远，权贵和资本近三十年来对国民财富的联合掠夺，甩给中国各级财政的大窟窿到底有多大？

一、 银行等金融系统坏帐

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计算，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来补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同年治理金融“三乱”，由中行给各省补贴资金，花了2000亿元左右；海南发展银行清算和包括处置城市信用社的风险；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央行再贷款6700亿元，“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才收回来2000亿元，借人民银行6700亿元，既没付息，也没还本”；向中行、建行、工行注资600亿美元；另外股改中核销不良资产和免税超过1万亿元；给农村信用社兑付票据1700亿元，又给农村信用社专项的补助200亿元，加上个别属于政策性的补助，接近2000亿元。另外，这两年处理了17个处于风险中的证券公司，包括南方证券和银河证券等。以上各项总计约人民币5万亿元。
在这5万亿之中，还不包括没有得到处理的目前不良资产最为庞大的农业银行，其总资产5万亿，贷款不良率约25％，不良资产约1.25万亿；也不包括中央汇金公司计划注资的光大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对光大可能的注资规模将达200亿；还有未清理完毕的城市商业银行，其总资产2.4万亿、不良贷款率接近10％（实际可能更高），不良资产2400亿左右；还有农信社体系，她的总资产 3.6万亿、不良率约16％，不良资产约5700亿；保险业年底将超过2万亿的资产，其不良资产目前难以估计，而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和理财资金2004年已达2200亿的潜在亏损的烂帐和亏损，中央政府已经付出600亿，仍不足以弥补，2005年这些烂帐还在继续发展中。

以上焦瑾璞并未列入而政府尚未处理的各项金融业烂帐，由于全部是以政府的总信用来打底，同时又都是关系社会稳定的大国企，各级政府为他们的稳定需要支付的不良资产处置的成本，至少还需要再付出1万亿以上。

至此，整个金融系统需要政府支付的稳定成本将在6万亿之上。除去其中已经支付600亿美元是外汇储备、2700亿是国债，其余资金在基本上是以挂帐的方式存在，财政还待核销。因此，实际上还有至少5万亿以上的窟窿等待补上。

考虑到中国房地产毫无疑问存在严重泡沫，而中国经济在宏观调控下不可避免并且实际上正在下滑对于房地产的后果，根据北师大钟伟计算，对3.51万亿房地产贷款而言，目前，如0果12个月内房价下跌30％，那么房地产领域的不良贷款可能激升到1.02万亿的水平。

由于中国银行业，包括人民币业务已开放，主要大银行均已境外上市，为了维护中国金融稳定，防止金融危机，房地产的坏帐最终还必须中国政府兜底。依照以往政府接收银行不良贷款的经验，政府需要以坏帐帐面价格的至少5—10成来购买坏帐，如此，则仅房地产下滑政府还需支付约5000亿—1万亿来维持金融稳定。

如果考虑到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绝对的支柱，其下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灾难性影响，则房地产下滑在房地产行业之外，将产生绝对大于房地产本身直接导致的银行不良贷款规模，估算为1.5万亿。而中国政府处理这1.5万亿需要付出的代价将在7500万到1.5万亿人民币。

如此，未来两三年内房地产下滑，需要政府为金融稳定支出的资金规模将在1.25—2.5万亿的规模。这一规模取中值，并考虑到房地产目前还在膨胀之中，则未来三四年内，未来几年潜在的金融窟窿还将增加在2万亿左右。

以上分析加总，未来三四年内，中国政府应该要花在金融系统稳定上的资金规模将在7万亿左右——当然，这些钱不是在银行等金融业经营中因精英不善消失了，而是通过经营不善，转化为整个权贵资本集团成员的个人财富了！

二、 社保缺口

由于毛时代老百姓的养老金被政府统一征收用于国家建设，因而中国国有资产的实物包括公共设施和工矿企业中，是包含了老百姓的养老金的。于是，在养老金由国家统一支付改为由社会和个人统筹后，理应从原有国有资产中剥离出当初凝结在国有资产中的职工养老金费用。

但是，由于被瓜分的的国企在“转制”中没有考虑这个养老费用，于是旧产生了他们甩给由公共财政来承担的社保资金缺口。

根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祁祥教授研究，对于养老保险需要解决的隐性债务，根据不同的保障水平，学界的估计在2.8—12万亿之间。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部长郑斯林透露，中国养老金缺口为2.5万亿。而《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透露，“十五”末期，政府用个人养老帐户资金支付统筹帐户现付养老金，而生产的对个人帐户的资金挪用余额为8000多亿元。而且这一数字目前以每年1000亿以上在增长。

综合以上估计，中国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的隐形债务，按照各种预测中最悲观和最乐观的取中间偏下的水平，也就是以比较低的保障水平来计算，估计中国政府的此项隐形负债为5万亿，如果需要在20年内，以平均速度支付，则2010年前还需要筹集1万亿，如果随着老人的死亡以每年等额递减200亿的速度支付，则可估算2010年前需要支付的资金为1.64万亿。

三、 财政负债

中国政府财政已经产生的负债包括中央政、省、地、县、乡村等不同级别政府的负债。

按照全国人大批准的2006年预算，2006年底中央政府国债余额将达35568亿。

根据温铁军给全国人大的提案透露的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1999年乡村基层债务总额大约在3000—6000亿，负债最高的乡镇达到大约4000万元，最高的村大约在500万元左右；到5年之后的2004年，乡村基层债务总额已经上升到6000—10000亿。由于2004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借债建设的热情加速增长，并考虑到时间已过两年，目前乡村两级地方政府的负债数字取10000亿数字。

对于省地县三级财政的估计很难，原因是没有这方面的确实资料，包括研究推测数据。故此，只能进行近似推测。

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2109 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 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只有20%多一点。由于2005年中央政府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54.54％。由于最近若干年整个财政收入中收入有向上走的趋势，故此，目前将全国省级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确定为10％、地级仍维持17.5％，则县乡下降到17.5％，而这17.5％之中县乡收入以各半计算。

如此，按照2006年前半年财政收入2万亿估算，2006年全国财政总收入4万亿。如此，省级财政收入4000亿，地级财政7000亿，县乡财政收入各3500亿。

2005年有关数据
合肥 杭州 郑州 长沙

GDP
853 2918.61 1650 1519

一般预算财政收入
57.6 155 136.1 108.1

政府债务余额
48.6 80 180 197

注：以上数据出自《南方周末》等报刊公开数据整理

根据以上2005年数据加权平均，则省会城市的本级地方政府财政负债率平均为110％。考虑到这些年各级政府还在迅速扩大的城市建设规模和政府投资，尤其是大中城市，则在2006年底以地级单位为主的大中城市政府财政负债率可以扩大到120％以上。如此，则可将地级财政负债推测为8000亿。

由于教育支出已由县官，加上地方建设、政府和事业单位运转等方面支出繁浩，所以中国中西部县级财政在各级财政中最为困难，而发达地区的县级市和县城的建设规模与地省级单位一样庞大，同时参考乡村财政负债率为财政收入3倍，故此将县级财政的负债率确定为同级财政收入的2倍，即7000亿人民币的规模。

省级财政负债率参照中央、地市和县乡财政的负债水平，均没有低于本级财政的1倍，故此推定省级财政的负债率为100％，则省级财政总共的负债水平为4000亿。

根据以上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估计，中国的政府财政负债合计约6.5万亿。


四 中国整体性财政危机还远吗？

以上对金融、社保和各级政府负债的分析表明，到2006年底，中国政府为金融系统稳定的已有财政负担为5万亿、各级财政的直接间接负债6.5万亿，养老隐形负债5万亿，合计16.5万亿，为2006年度财政收入的4倍，接近2006年GDP 近20万亿人民币的82.5％和2005年18万亿的全国GDP。

如果考虑到未来几年，也就是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下滑后的金融系统大规模坏帐所要求的金融救助资金需求2万亿左右，以及在经济下滑中全国各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必然迅速增加的财政亏空，则整个中国政府的财政负担将在19—20万亿左右，也基本接近2006年中国全年的GDP和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5倍、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10倍。

进一步分析，这些资金需求中，金融系统稳定的资金在开放经济和开放金融的条件下，如果要维持局面基本稳定，在2010年前7万亿需要全部支付；养老的隐形负债不需要立即全部支付，如果按等额200亿递减的方式在20年那支付，则2010年前此项开支为1.64万亿；由于目前的财政负债规模为6.5万亿，加之近年迅速的开发热、城市化和大建设，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并还将迅速增加，现以较低水平估计，2010年前财政年平均负债余额为7万亿规模，以5％年利息计算，每年利息负担0.35万亿，四年合计1.4万亿。

如此，则2010年前，中国财政将为已有的窟窿累计需要付出10万亿，每年2.5万亿。但是，考虑到此前每年中国政府都会从财政资金中补贴社保资金不足（不算挪用个人帐户资金，2004年此项支出1524.5亿），而短期内社保方面的资金问题还可以拖延至以后解决，因此，政府在社保方面的额外支出可以从前文估计的平均每年4000亿缩减到每年2000亿，则政府每年需要拿出的资金可以缩减到2.3万亿。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财政是否能拿出这笔资金呢？如果能拿出，则金融和社会稳定大体维持，不能，则金融社会稳定无法维持。

由于2006年将达到4万亿的全国财政收入基本上已经一板一眼，无法匀出资金，所以只能在财政之外再想办法。可想的办法包括那些呢？

第一，发行国债。由于中央政府国债目前规模已经达到中央财政收入的约175％，地方普遍在100％以上，根据本文估计，整个政府的财政负债规模大概在财政收入的160％，政府所有显性和隐形负债合计的负债规模在全国GDP的约100％上下（国家财政负债总额国际警戒线为GDP的60％）、目前财政收入的5倍左右。

因此，政府在经济下滑、国内外对政府信心下降的情况下，为解决每年2.3万亿的缺口而大发国债实际上可行性不大。即便勉力而行，也将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进一步陷于恶性循环。

第二，利用外汇储备。中国应付3个月进口需要2000亿外汇、偿付2000亿外汇，总计大概需要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因而总计上万亿外汇储备中可以移做他用的约有6000亿美元，合计约4.68万亿人民币，考虑到迅速增加的外汇储备，则可动用的外汇储备很快会达到5万亿。

但将外汇储备用于国内开支，实际效果跟央行增发基础货币差别不大。由于2005年中国的基础货币2005年末余额6.4万亿，增长率只有9％，基础货币年增长只有6000亿，相对于2.3万亿的资金需求，以外汇储备大规模发行基础货币，肯定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样的后果与通涨几乎是一样的，将是万乱之源！

第三，增发货币。增发货币和利用外汇储备的效果是类似的，结果是严重通涨。

第四，向外国借款。大规模借款用于国内支付的效果和发行货币是类似的，也会增加货币供应，同时还会给跨国金融资本控制中国提供更好的机会，降低货币政策自主能力并加剧经济振荡。

第五，将银行等战略集团出售。由于这些超大集团国内无人有能力购买，所以只能卖给国际金融集团。这基本等于经济自杀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敢于如此处置。曾经这么做的拉美，早陷于经济社会动荡，已给左翼提供了很好的温床。

现在，结论是很明显的了：在未来几年，伴随房地产泡沫破灭和经济下滑，将是严重的财政危机。严重财政危机将进一步削弱政府在严重失业中的社会稳定能力，由此形成经济下滑与社会不稳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我们的前景。

文章提交者：夜猫出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中国GDP完美保持27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几乎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相对贫困化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 　　特殊利益集团阴影 　　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或能否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更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本身是否就是造成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7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社会现实状态的麻木。 　　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界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7年的磨合，已经交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不仅不相互排斥，还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也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可能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以旧的政治体制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容易指向各级政府及部分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改革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及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员逐渐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凭借几乎完全不受约束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部分领域的改革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 　　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19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架构“新”的体制。例如19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机构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这些社会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只不过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延续下来。 　　利益再分配模式锁定 　　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异议或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 　　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地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中国很多改革决策渐渐变成了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被代表少数利益集团人的私人化的态势。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官、学、商结合神话 　　中国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实际通行的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府行政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27年改革中，政府行政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府行政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的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政府行政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行政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 　　1990年代以来，政府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近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行政权力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进行坏帐剥离，实际就是全民买单，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然而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尤其当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更是在不断加速。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种积累就不会停止。 　　单一的投资拉动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相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以来的全年投资率都在40％以上，其中2003年甚至接近50％。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皇帝的新装”式秘密。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低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1990年代中期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 　　畸形的经济结构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将近一半要*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核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 　　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 　　开始“新长征”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府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府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

文章提交者：夜猫出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最近，一部题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 （Losers and Winners）的德国纪录片问世。这部以他者眼光拍摄的纪录片很能说明中国劳工的生存权益。通过电影画面在德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交错切换这种直观方式，“失败者还是胜利者”记录了这些中国工人在德国的经历－－ 　　2003年初，中国兖矿集团以购买技术的方式收购了德国多特蒙德鲁尔区的凯泽斯图尔焦化厂，中国方购买的是技术，原价6.5亿欧元的设备是以废品价格每吨15欧元卖给中方的。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简称中机建设）的四百多工人将该厂拆解，装在万吨货轮上运回中国。这些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 　　－－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因为两百多年前美国西部修筑铁路时，中国劳工也是以其工资低廉但比其他国家的劳工更能吃苦耐劳而举世闻名。不过，这次付中国工人工资的不是外国老板，而是中国本国企业兖矿集团。否则可以被民族主义者控诉为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 　　 如果按官方习惯用的宣传口径，肯定要说“中国工人以吃苦耐劳与不计报酬的工作精神赢得了所在国高管及工人们的尊重，大家翘起大拇指称赞‘中国工人好样的！’”－－这类言论在中国的媒体宣传中从来就未绝迹。 　　接下来的镜头就是工人们在德国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未来希望了： 　　这些工人8个人睡一个房间，吃工地食堂的“大锅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他们省吃俭用，将攒下的一点钱留给家里，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接受教育，“做个白领”；每个月，中国工人就要选出7个最勤奋的工人作为“本月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相上光荣榜…… 　　这类情景中国人亦不陌生。当今到城市里打工的两亿多农民工，如果能够达到这些工人的生存状态已算是非常“幸福”了，比他们更糟糕的处境比比皆是，比如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四面漏风的工棚里，辛苦工作数月乃至更长时间却拿不到分文工资，追讨欠薪还要挨打甚至送命。哪有雇主愿意花心思给他们戴上大红花？ 　　　　 德国导演当然不会知道遥远的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每天听到的、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消息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如何迅速、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将在20年内要赶超美国，人民生活正在迅速改善……即使到了中国，进入他们眼帘的也只是中国那几个“现代化橱窗”的美景。基于此，他们自然无法得知占中国人口80％左右的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如果能够得到每月四千多人民币收入，并通过省吃俭用寄回其中将近一半，已经是一个多么令人鼓舞且不易得到的机会。 　　最有意思的是负责该项目的党委书记莫立崎（他的梦想是早日坐上奔驰）对这种“血汗工资制”那种理所当然、充满自豪的感受：“毛有句话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响，那能没有一点危险吗？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我觉得，德国虽然现在比中国好，但是如果不知道变动，迟早要被中国超过。” 　　那么究竟谁是胜利者，谁是是失败者呢？导演吕肯认为这应该由观众自己决定：“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工人都是失败者：中国工人拚命地工作，却看不到一点美好的前途；德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关闭了祖辈相传的矿井，心灵的苦闷难以表述。”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中国工人的生存状态首先证明了社会制度的失败，因为这一制度缺乏人性，国家财政的富裕是通过劳动者极不体面的血汗工资制度支撑起来的。而中国工人之所以成为失败者，那是因为他们承担了社会制度失败以及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分紧张的传递效应。而他们希望所在，即后代能够成为“白领”的梦想，也因为中国教育成本的高昂与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而变得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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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属的投资研究所在《中国证券报》公开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成立专门机构，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严格审核”，以“防止外资投资带来各种隐患”。此处所说的“隐患”，指的是“财力雄厚的外国企业正在夺取中国战略性工业领域的控制权”。谈判多年的美国凯雷收购徐工集团，也因徐工被指具有战略意义，而凯雷具有强烈的政治背景，因而成为“爱国”与“卖国”的焦点。

其实，中国民族主义日渐抬头，要求限制外资的呼声并非始自今天。近两年来，民族主义者不断撰文，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例如，电梯行业中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汽车工业中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作业系统市场的95％；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伺服器、网路设备行业、电脑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还有文章干脆总结了外资带给中国八大危险，如利润的离岸化，外国投资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大量消耗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外资并购造成大量*卖国有资产；过于开放的外资政策遏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国家重要的经济、军事情报极有可能被外国轻易获取；外资流入加剧了失业问题；外资始终掌控着核心技术等等。

民族主义者作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被外资“锁定”，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一旦外资出于追逐更高利润或其他因素的考虑，将技术和资金转至别处，则眼下热火朝天的‘世界工厂’，立刻就会变成一个死寂的遍布污染物的废弃工地，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

应该说，民族主义者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今年恩永公司向外界透露中国银行坏帐高达9,000多亿美元，就是因其担任中国几大国有银行上市审计，掌握了大量资料。但民族主义者只强调了硬币的一面，却忽视了另一面：并非中国政府“相信”外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是华尔街相信它们，中国国有银行要想到华尔街上市，必须获得这几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背书。也并非中国愿意将中国的电脑大型机市场、微机市场与软体市场拱手让给美国这些电脑巨头，而是中国国产机与软体落后，根本无法与这些国际电脑巨头竞争。

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者有意忽视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放过了引进外资政策的最大作俑者中央政府。一国的引进外资政策与保护本土企业的政策应该由谁制定？是中央政府。但民族主义者却采取“骂贪官不骂皇帝”的犬儒姿态，只批评地方政府的昏庸与不为民族利益着想，却假定最高层是英明与热衷于维护民族利益的。

第二，外资进入中国的成本包括各种形式的贿赂，这一数额约占营业总额的10％,而接受贿赂的官员，既有地方官员，也有中央各部委的官员。是谁纵容这些官员利用权力索贿？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第三，外资收购中国国企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而此前完全由中国政府掌控，从厂长、经理到普通工人全是中国人的民族工业，却已经历了从亏损、停产到破产这一过程。更何况，所谓外资中的四分之一是中国外流资金的回流，其中不少就是贪官污吏们漂白了的不义之财。是谁大肆腐败贪污，导致中国的民族工业垮掉？还是中国政府死命维护的这个专制政体及其官僚群体。

第四，造成严重污染的主力并非外资，而是中国的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纵容私人资本对矿产的乱开发。比如长江三峡工程带来的灾祸并非外资，内蒙古草原的沙化与外资亦无关系，严重污染的洞庭湖区亦非外资集中之地。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回避了什么，只看他们的慷慨陈辞，可能会被其“热血精神”所感动。可惜的是，只要对中国国情有真正的了解，就只能将他们高举的“民族主义”旗号理解为其求取进身之阶的一条终南捷径。

改革与开放，曾是中国自1978年来走向现代化的两翼，“改革”之翼已经折断，如果再将开放之翼斩断，中国的前景如何，不问可知。

[转贴]*称中国经济将被外资左右 可能连锁性破产
文章提交者：佐眼看入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新华网专稿：*一家有影响的杂志，日前就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评论：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取得了成功和发展，但在微观上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企业只是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自主技术；中国企业之所以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这家杂志告诫说，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 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选择》月刊1月号刊登的这篇文章，题为《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要点如下：
　　中国经济从年增长率每年上升进入了维持同等水平或下降的局面。许多人认为，2004年为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5年已经降到9%左右。尽管猛踩油门的加速期已经结束，但是作为“惯性”来说，这个增长率也不算低。
　　表面上，中国经济仍维持着非常好的势头。的确，中国有收购了IBM电脑部门的电脑大企业联想集团，有在*也销售其商品的家电大企业海尔集团，也有生产的显像管和彩电居世界第一的TCL集团等。但是，如果冷静地看，其中许多企业只是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和发展势头，而实际潜力不大。
　　不能发挥自主性的理由
　　在上世纪60年代，当*的索尼公司及本田公司开始由乡镇小工厂向世界级企业迈进、迅速发展的时候，两公司的自主性都非常高，都拥有独自的技术和产品。众所周知，索尼公司1955年在世界上第二个使半导体收音机商品化，60年代依*独自技术开发并发展了录音机及彩电。本田公司1959年开始挑战两轮摩托的世界最高级别比赛，1961年首次夺冠。通过向更高目标挑战，不仅提高了技术，同时也提高了本田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知名度。
　　与当年依*独自的技术和独自的商品打天下的蓬勃发展时期的*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从实力到经营者的志向显然都不同。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只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关系打造企业形象的独自技术。中国企业也说自己“在开发独自技术”，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外资的技术，不过是在应用的方面使其更加面向中国市场。
　　为什么同样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企业能开发出无与伦比的独自技术，而中国企业却不能呢？如果仅仅从民族性中找答案未免过于轻率。若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中国明清时代等中国王朝鼎盛期的工艺品，那就不难知道中国民族有无与伦比的独自性及制造产品的才能。应该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不发挥，或者说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其中最大特点是生产过剩、竞争过于激烈。如果走进大中电器、苏宁电器等中国的家电大销售店，彩电、冰箱、手机等各种商品的国内厂家之多会让你瞠目。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及西欧差不多，过去因为地区间物流困难，所以，各地区都有许多控制着该地区市场的企业。地方政府也支持这些地方企业，因为它们是地方的税收来源。结果，从海尔、TCL、美的等大厂家，到那些根本不知名的厂家，都在竞相扩大卖场面积。当然，价格战也非常激烈。这成了中国产业的顽疾。
　　疏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
　　*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也曾出现过企业过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但是*当时的情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两点不同。
　　第一，为在竞争中获胜，*企业当时更重视的是在技术和质量上领先，而不是只关注价格。索尼公司在彩电方面开发出了单*三束彩色显像管，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获胜，而且成为世界市场的霸主。本田公司在世界上首先开发出完全满足美国环境标准的CVCC发动机，在北美市场上大获成功。
第二，在*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中国与*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50年代及60年代的情况不同，因为全球化，中国不得不在发展中国家也被迫开放市场的时代建立产业基础。正如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加紧与世界市场一体化，而不是把保护国内企业放在首位。
　　这两个因素相互结合，造就了中国企业今天的这种状况。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国内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以剽窃技术和品牌，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既然技术可模仿，企业也就没那么大热情投入财力和人力进行研发。其结果是，中国制造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平均只占*同行业的1／5至1／10。这样，中国企业也就无法发明出单*三束彩色显像管，也发明不出CVCC发动机。
　　如果想通过模仿取胜，那么企业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通过大量生产，降低成本， 展开价格竞争。因为各厂家为生存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过剩及竞相降价也就不可避免。结果，中国企业利润低，没有余力抽出资金进行开发研究。这就是中国有许多摩托车、家电、电脑、手机等厂家，但是都在“没有利润地忙碌”“进行没有胜者的竞争”的原因。
　　这其中，那些为数不多、总算生存下来并成为大企业的中国厂家，最近几年都采取了相同的企业行动。那就是通过购买外国企业获得技术和品牌。联想集团收购IBM的电脑部门就是一个典型。同样，TCL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部门及汤姆森公司的电视部门，南京汽车公司收购了英国的罗弗公司。中国政府把这种中国企业购买海外企业的做法称作“走出去”战略，作为产业政策积极支持。但是，中国企业能够轻易购买的外国企业及其部门往往无法作为技术和品牌而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在市场上已经被淘汰，所以才被卖掉。中国企业需要尽早明白，技术和品牌只能通过自己公司一点点地积累建立起来。
　　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90年代后期，在进口产品及外资曾占了很大比重的中国市场上，中国厂家的产品迅速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两轮摩托车领域，合资生产的本田摩托车和雅马哈摩托车所占比率都下降。家电方面，过去松下电器及日立在中国的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等市场占有率最大，但这个市场逐渐被海尔、TCL、格兰仕、美的等中国厂家夺走，彩电及音响制品领域内，索尼也不像过去那么神气了。在电脑领域，联想和北大方正等中国厂家迅速抢占了IBM、东芝等在中国的市场。在手机市场，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外资厂家的市场也在被中国企业夺走。
　　中国厂家在提高成本竞争力和质量、展开销售宣传方面发挥了威力。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些都是技术已经成熟领域的产品，这不过是即便没有技术的厂家也完全可以参加竞争领域的局部性胜利。而且，即便是这些技术成熟领域，一旦外资整顿了在中国的生产、销售体制，把立足点移向新技术领域，那么包括*在内的外资将展开猛烈的反击。
　　在中国厂家发挥了优势的彩电领域，随着液晶、等离子等平板彩电市场的扩大， 没有技术的中国厂家开始被淘汰。尽管中国厂家从*及韩国采购显示屏，也在生产平板彩电，但是因为没有线路设计及最核心的处理图像的LSI等技术能力，所以无法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有影响的彩电厂家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在手机领域，随着手机市场需求向带照相、能上网等多功能手机转移，过去在第二代GSM方式的产品方面表现出竞争力的宁波波导、东方电子、科健等中国厂家，开始表现出劣势。今后如果开始向第三代的方式过渡，中国厂家有可能再次处于劣势。
　　因中国需求膨胀，*、韩国、欧美企业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将决定在全球市场的优劣。同时，因加盟世贸组织，中国政府所保证的市场开放政策及保护知识产权政策逐渐具体化，中国市场在逐步形成有利于外资发挥优势的环境。
　　“中国经济将被外资左右”
　　本来“改革、开放”政策就是中国经济出现奇迹般增长的动力，而“改革、开放” 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当初中国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战后，*的前通产省把“保护、扶植、加强民族产业及民族系统企业”作为政策的头等大事，在材料、汽车、电脑、半导体等各领域限制外资，想方设法提出对*厂家有利的政策。在这点上，日中有很大不同。
　　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取得了成功和发展，但是在微观上中国的民族企业已经碰壁， 其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在想方设法挽回局面。在第三代手机方面，中国想把中国厂家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开发的TD—SCDMA方式作为全球事实上的标准规格，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在过去中国企业通过委托生产等一直发挥强势的纺织、制鞋、玩具、电子零部件组装等劳动集约型制造业，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水平提高，电力不足、治安恶化等，外资开始到越南、缅甸、孟加拉国去订货。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中，60%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个事实反映了民族企业难以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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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我看老半天呢

开封有"繁华如过往云烟"这种心境也不错!!!

楼主辛苦了，鼓励一下

就是喜欢你的帖子 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