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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战史考探!

 

有个研究党史的学者杨奎松根据日文资料提出了很多与官方史实大相径庭的说法,其中有部分是成立的,更多的则是臆测。主要原因是他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极为不足,尤其是参战的我方将领的回忆文章看的太少。所以网上有人写了一篇与杨商榷,我认为这篇更接近真相(当然也有待完善)。

一、平型关战斗六八七团是否为预备队的问题
杨教授在文中根据聂荣臻的回忆“平型关伏击只使用了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六八六团[1],认为平型关战斗没有三个团参战。并提出两条旁证,一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平型关战斗回忆,包括李天佑、杨得志的回忆在内,基本上都是六八五和六八六团当事人的回忆,几乎找不到六八七团当事人作战的回忆。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另一条则是根据六八五团统计的伤亡人数在总的伤亡人数中所占比例,“一个团的死伤数即已过半,更可证明当日参加作战的部队当不会超过三个团”。也就是说,八路军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被用作了预备队,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可是,参考各种军史及回忆文章,这种说法难以成立。
杨教授所提出的旁证中的第二条,据有的研究者的文章,六八七团的伤亡当时没有统计上报[2],这可以解释得通为什么六八五团伤亡数字占林彪所报的数字的一半左右。至于找不到六八七团当事人的回忆,原因其实很简单。之所以六八七团缺少类似李天佑、杨得志这样的当事人回忆,是因为原六八七团主要军事指挥员如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后来投敌叛变了,副团长(当时不设政委)田守尧则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3]。
不过,六八五团、六八六团的杨得志、陈正湘、李天佑等人的回忆,都提到了六八七团。杨得志回忆:“根据师长的命令,这一带正是我们六八五团的伏击位置。我们的阵地在新庄至李庄一线。六八六团在我们东面,由老爷庙至白崖台一线。六八七团布置在最东。”[4]陈正湘回忆也提到:“我军的具体部署是以343旅之685、686团担任主要歼敌任务。686团部署在老爷庙至小寨(含)一线;685团部署在老爷庙东南一线。344旅之687团在小寨(不含)、蔡家峪至东河南一线打援;688团为师预备队。师独立团、骑兵营分别在灵邱至涞源和倒马关、走马驿至涞源间活动,以保障全师翼侧之安全。”[5]李天佑也回忆:“六八七团在我团东面,从灵邱来的日军将首先从他们面前经过;六八五团在我团西面,距平型关仅十余里。”[6]时任三四四旅作战科科长的张池明也在其自述中提到:“六八七团协同三四三旅两个团突击,激战终日。”[7]更直接的是徐海东在平型关战斗之后不到一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三四四旅)先头部队一个团赶到,全团担任从左翼突击的任务,配合陈旅大败坂垣师团。”[8]
从情理上说,聂荣臻如果是建议以已经赶到战地的六八七团作为预备队,而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该预备队居然丝毫没有动用,岂非是很奇怪吗?另据杨教授的文章,除老爷庙、小寨以外,蔡家峪也曾发生战斗,而目前所能看到的部署,六八六团的伏击位置并没有达到蔡家峪,那么究竟是哪支部队在蔡家峪和日军作战呢?
另外,聂荣臻回忆录中提到“经过大半宿行军,我们赶到了目的地,雨停了,天也亮了。按照预定计划,将大部兵力布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约十多里长的沟道通路的东南山地上,同时派出了一支部队迅速由南向北以隐蔽动作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造成两面夹击的阵势。”[1]参考军史资料可知,这正是六八七团一营的伏击位置。六八七团参战的具体布置如下:“六八七团一营迅速抢占东河南镇以西公路两侧高地;该团二营占领1245.8高地;三营占领1466高地及其南侧高地隐蔽接敌。”[9]该团不仅在战斗中与被伏击的日军后尾交战,还曾与灵邱方向出援之敌发生激战并将其击退。该团副团长田守尧亦于此役负伤。其它两个团的有关资料中都没有提到过在东河南镇一带有布置。1938年6月2日,八路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发电表彰三四四旅指挥员,亦有“六八七团长田守尧,在平型关战斗中果敢机动,身先士卒,奋勇不顾,身负伤”等语,可以佐证。[9]
因此,六八七团应该是直接参战的部队,该团的任务是“断敌退路,并阻击由灵邱、浑源方向来援之敌”[10]。而为洪水所暂时阻隔之六八八团则应该是聂荣臻所建议的预备队。一则山洪暴发,一时水大,雨停后水会较快退去,六八八团仍可能参战,这是聂荣臻之建议的合理性所在。二则根据当时六八八团政治部主任刘震的回忆,六八八团的确是担任了预备队的任务。[11]军史中亦有类似的说法。[12]
至于杨教授在文后注解中对设伏部队密度所提出的疑问,从军事角度来说,即使是伏击战,部队也很少有全部作一线配置的,因为要考虑地形、各种武器的性能和射程等因素,一般还要留置预备队。平型关战斗中,六八五团的配置为“营长刘德元、副营长胡炳云率一营为先头突击营,攻击敌停车场;营长曾国华、副营长王丽水(注:应为王麓水)率二营为第二梯队,视情况从一营左侧向关沟、兴庄方向攻击前进;营长梁兴初、副营长周长胜率三营在师指挥所东南的山梁后隐蔽,随时准备加入战斗。”[5]六八六团的部署则是:“三营和一营为第一梯队,一营在左,三营在右,并肩向老爷庙方向实施主要攻击,拦腰截断沿公路开进之敌。二营为团预备队,伺机投入战斗扩大战果。”[13]可见,这两个团一线所展开的总计大致是三至四个营。杨教授论文中所引“六八五团战斗详报”亦可印证以上部署。
杨教授在文章中认为“六八五团的对手一是日军汽车队,一是日军增援部队”,而六八六团则是“负责伏击西进的日军辎重队”,这是由前述参战只有两个团而引发的推论。同时,该文章中将伏击这两个方向的日军地点分别判断为:歼灭灵丘而来的日军辎重部队是在蔡家峪,而歼灭日军汽车队则是在“小寨村”,因为林彪的电报中提到在小寨村击毁汽车八十多辆,可判断该汽车队在小寨村。可这样一来,根据“六八五团战斗详报”,该团的部署位置在整个埋伏区域的西端,即关沟、辛庄一带,而其作战区域则跨入相隔4公里左右的小寨。六八六团的伏击地域则缩至小寨到蔡家峪一段。这和杨得志、陈正湘、李天佑等人在回忆中描述的战斗情节大相径庭。
二、腰站战斗的情况
腰站战斗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究竟该战斗是否应该算在平型关战斗之内?也就是说,该战斗是否是为组成平型关战斗的一部分,其战果和伤亡是否应该计入平型关战斗之内。另外,该战斗中独立团的任务及布置究竟是怎样的?遭遇的敌人是究竟日军的哪一部分?战斗的过程是怎样的?
首先应该弄清战斗发生的时间。聂荣臻回忆录中是说“二十四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三百余名。”[1]按照这个说法,腰站战斗和平型关战斗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因为9月24日平型关之战还没打起来。另外,9月24日涞源之敌究竟为何出动?受此重创之后为何既没有继续增援报复,也没有向灵邱和平型关一带的其它部队通报有较大的部队深入灵邱、广灵、涞源一带,以至于第二天辎重部队遭到袭击?亦令人费解。
该战斗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9月25日上午。按照战史中的记载,“派往灵邱、涞源方向之独立团和骑兵营,在敌后方积极活动,于二十四日十时许,前卫尖兵分队在白羊堡击溃敌一个骑兵侦察小分队,毙敌二人,切断了广灵至灵丘公路,威胁敌之后方。二十五日拂晓,该团第一营坚守腰站阵地,敌一个联队向我反复冲锋竟日,企图打通涞源、灵丘公路,我以密集火力,白刃格斗,顽强扼守腰站阵地,毙敌四百余人,我军伤亡一百零三人,终于切断了涞源、灵丘敌之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平型关我军的正面作战。”[14]参考其它战史及回忆,大多也是采用25日的说法。聂荣臻之所以误记为9月24日,也可能和当天发生在白羊堡的接触战有关。
独立团和骑兵营的任务,是“保障全师翼侧之安全”[5],因涞源方向之敌可拊集结上寨、下关一带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之背,所以须派出警戒、牵制和阻击部队。从敌我位置来看,如果9月24日在涞源、灵丘间发现较大股的敌军,照理一一五师的指挥员应判断敌已经有可能发现我军企图,而不致于冒险第二天还去设伏。从这个角度分析,腰站战斗的发生时间也应为9月25日。
这支牵制部队的具体布置是骑兵营伸向唐县方向,独立团则位于腰站、三山一带。其中独立团一营配置在腰站,三营配置在三山。[15]从该配置来分析,独立团和骑兵营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并阻击涞源方向的敌援兵,以一部威胁和牵制广灵至灵丘方向的敌援军。[16]
结合军史及当事者回忆,该战斗过程大致如下:
9月24日,独立团二营在白羊堡遭遇敌侦察队30多人,当即将其击溃。[17]独立团一营当天也在向腰站附近之驿马岭进发。
腰站位于涞源以西大约二十公里处,是涞(源)灵(丘)公路上一个小村,在山谷之中,四面是光秃秃的高山。据腰站不远有一驿马岭,翻过驿马岭,就是河北地境。驿马岭山上有一隘口,涞灵公路即从该隘口穿过。要从涞源向平型关进发和增援,驿马岭上的隘口是必经之地。因此,独立团以一营为前卫,向该隘口强行军前进。
9月25日拂晓,一营的先头连一连与日军一个骑兵侦察班在腰站附近遭遇,将其击溃并追至驿马岭隘口,始发觉该隘口已经被涞源出发之敌于24日晚占据。一营一连几次冲锋未成,连长张德仁负伤。一营长令随一连跟进的三连迂回攻占南面更高些的山峰,用火力压制隘口上的敌人。当三连一排占据南面山峰以后,发觉尽管前面隘口战斗激烈,日军后续部队仍在帐篷中无动于衷地休息。一排利用此时日军的骄横麻痹,集中全部手榴弹和火力进行袭击,并冲入敌帐篷与其展开肉搏。由于日军人数较多,火力强,待一排最后撤回时,原先的六十多人只剩下两三个人了。
三连连长宋玉琳随即组织二、三排继续迂回冲击敌军,但由于日军火力较猛,十几次冲击均未成功,且遭到较大伤亡。最后在得到营长同意后,将部队撤下,至腰站西南,和日军继续接触。[18]
与此同时,已到达三山(位于灵丘东北)的独立团二营得知涞源方向敌出动增援,亦返回腰站。进至招北至腰站之间的山谷时,发现一股日军正从侧翼向腰站迂回,于是二营抢先占领两侧高地,阻击敌人。战至下午三时,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到,团以一营正面冲击,预备队五个连插入隘口东面敌后路,将敌击退,并追至涞源附近。[19]
由以上过程可知,涞源方向之敌的出动并非由于知道了平型关的伏击,而是为保障广灵、灵丘及涞源、灵丘间交通的顺畅,是对9月24日白羊堡战斗的反应。因此,该部敌军当天夜里就已经进发至驿马岭隘口了。同时,也正因为白羊堡战斗规模不大,日军仍然保持着麻痹的心态,居然在敌前休息,以至遭到八路军突然的杀伤。
因此,是否应将腰站战斗作为平型关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似乎还可以探讨。我个人认为,仍然应该算,不管该部日军出动的原因如何,毕竟会对平型关一一五师形成现实的威胁,因而腰站的阻击是必要的。
关于涞源方向出动的敌军数量,也是个问题。有的军史称是“一个联队”[14][17],有的称是“两个联队”[15],当事者的回忆则称“一个联队一千多人”[18],究竟是出动了多少人,具体番号是什么,因缺乏日军方面的资料,无法确认。不过,涞源之日军第九旅团主力应该已经调往保定方向[20][21],是否可能出动一个联队之众,似有可疑。另如果日军数量很多,三连一排直接冲入其阵中肉搏,也不大合乎情理。同样,日军究竟死伤人数多少,因缺乏资料对比,也难断言。
三、平型关战斗描述的歧异和资料不详之处
首先,八路军所伏击的主要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这大致应该不错。《华北治安战》中明确:“步兵第二十一旅团长于22日以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向大营镇前进”[22]日军留置山西的前线的一共7个步兵大队,其中师团长率两个大队(第二十一旅团四十二联队之一、三大队),由浑源出发进攻平型关的日军是粟饭原秀大佐(二十一联队长)所率两个大队(二十一联队之一、二大队),这样由广灵、灵丘进攻平型关的只有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指挥的四十二联队之二大队、二十一联队之三大队以及配属的第九旅团十一联队之一个大队。[23]这样,二十一联队之第三大队实际上应该随三浦敏事少将在平型关前线,除非是假设其经常来回押运物资,否则不可能从灵丘向西进入平型关。从日军当时的态势以及骄横的态度来看,以一个大队战斗部队的兵力去押运辎重,似无可能。因此张宏志在同一本书中所说的进入伏击圈的是“坂垣师团21旅团21联队第3大队,携带辎重”,[21]实际上有自相矛盾之嫌。
进入伏击圈的是两个方向的两支日军,这个说法得到日军战史资料很有力的支持,虽然和大陆党史中的种种说法不同,但一方面没有有力的否定证据,另一方面该说法结合大陆各种回忆及资料,其实是可以说得通的(后面再谈这一点)。但这个说法也存在许多资料缺失或不详之处。
杨教授的文章中提到,根据日军资料,24日傍晚,汽车队中西次八及矢岛俊颜两个中队在新庄淳队长的指挥下抵达平型关为部队发放弹药粮秣,25日上午,新庄淳队长带领两个汽车中队沿原路返回灵丘接运援兵,所接运者为“大场步兵联队”。前面已经谈过,灵丘应该没有日军的步兵联队。新庄淳所接运的“大场步兵联队”是随师团长驻蔚县的步兵第四十二联队(联队长大场四平大佐)。新庄淳中佐的身份应该是第五师团辎重联队的联队长[24],是否兼任第六汽车兵站汽车队的队长,不详。但可以据此判断第五师团辎重联队应驻蔚县。
第五师团属日军常设四单位师团,根据其编制可判断为甲种即挽马装备师团,其辎重兵联队的编制为:人员3461,马2612。下属各辎重兵中队编制为:人员562,马376。[24]这个编制数当然不等于实际情况,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尺度。驻灵丘的日军辎重部队总共有多少?番号是什么?仅据目前的资料看不出来。从灵丘出发的这一支运输部队,除护送的高桥小队以外,有大车70辆,“辎重输卒”70人,即每车1人,只够用来控驭马车的。除此之外的“辎重兵”,照日军资料说法为“15人”,这个人数是有问题的。除杨教授在论文注解中已对此提出了疑问。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即该运输队假设到达了前线,那么由谁来卸车呢?15个辎重兵要负责70辆大车物资的卸货和分发,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对于另一方向的汽车队,资料中提到“该汽车队即新庄中佐的兵站汽车联队,车队为三浦支队(即第二十一旅)后送伤病员及补充弹药和粮秣,正在返回灵丘途中”,那么除了杨教授按照各部编制所推算的至少360人以外,至少应该还有24日战斗中的“伤病员”若干,这个人数是多少呢?日军材料也没有提到。也有的网上资料说该汽车队搭载是“换防部队一部”[25],结合中方“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兵”[1]等说法,似乎也不是凭空而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该汽车队是搭载了其他人员的,只是人数不详。由于缺乏日军三浦敏事支队9月24日作战伤亡情况以及该支队除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该大队未派去增援的4个小队情况如何,也不清楚)以外另两个大队的战斗报告,我们对平型关伏击圈内到底有多少日军,仍然是无法确知。也难以断定大陆党史中所谓“一千余人”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为汽车队解围的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有约三个中队参加了救援被袭击日军的战斗,按照编制,每个步兵中队应有人员194,各种*支174,掷弹筒6。合计参战人员应在500名左右。这一部分日军参战要在上午11点以后,该股日军的行动大致是沿辛庄公路(这是捷径)前往老爷庙一带,但遭遇六八五团三营的阻击,被击退,受到不小的伤亡。
杨教授的文章中认为有三处战场,除前述蔡家峪和小寨村以外,还有“中午以后持续发生激烈战斗的老爷庙一带”,并认为“老爷庙的战斗其实是对日军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阻击战”,但前文中又提及该部在“距离小寨村还有将近12里的关沟村附近受到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的顽强阻击”,这两个说法似有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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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平型关战斗形成过程的另一种推测
首先说明一下,杨教授在论文中引述了日军方面的资料,对日军平型关战斗中的行动已经有了解释。我这里主要是结合大陆一方的部分军史及回忆,作一个推测,是否合理,仍有待于进一步史料的出现。
我们从计算两支进入伏击圈的日军队伍的行军长径入手。先看由灵丘出动的日军运输部队:该部所运输的为冬装之类的军用物资,一共有大车70辆,挽马50匹,马车及所牵引的大车长度大致在10米左右,一般马车之间的行军间距在15米左右,整个车队的长度大致要达到1450米左右。护送的高桥小队是骑兵,有战马约60匹,马的长度以平均2.5米,马与马之间的距离以平均5米计算,共450米。按照一般情况,护送部队分两部分,前后和运输队各相隔50米,总计整个运输队的行军长径在2000米左右。实际中因道路泥泞(下过雨)、山路崎岖,该行军纵队可能要较所估算的2000米长。
再看汽车队的情况:该汽车队一共有汽车八十一辆。一般载重汽车长度在6、7米左右,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一般在50米左右,考虑到道路关系,该地段车速将下降,车距会接近,且日军第三大队报告中有被焚毁汽车间相隔约20米的说法,以车距20米计算,八十辆汽车的长度一共为2160米,其中两个汽车中队的长度分别大致为1350米和810米,之间的距离不详。
由张宏志书中的描述可知,“平型关位于恒山、太行山两大山脉的交接处。两山夹谷中纵贯一条大道——蔚代公路。公路从灵丘城伸出,沿唐河河谷西行20公里经东河南镇,在蔡家峪村脱开河谷,转向西南平型关山区;再前行2公里,从小寨村入狭沟,至老爷庙出口,全长4公里,沟深10一30公尺,宽10—20公尺。沟左侧(西北面)是高山,势如陡壁;沟右侧(东南面)状如刀削,上沿与沟壑平行是一带形平地。沟的出口处,左侧山势平缓,老爷庙旁山面沟,距出口处约40米。右侧是一片不大的开阔地。行进方向200米处是交*沟谷:沿南沟前行1公里至关沟村开始上山,再前行3公里就是平型关。此沟车辆不能通行,公路则沿西沟而上,前行l公里至辛庄攀山,再前行3公里至跑池村而达山巅,这里是平型关北侧要隘。”[23]
陈正湘回忆战前到师指挥所接受任务,林彪用手指着老爷庙西面的干河滩说,那里停有敌人十几辆卡车,你们马上回去,要担任第一梯队的突击营作好出击准备,待686团打响后,立即向那个停车场攻击,力求速歼该敌。[5]
李天佑回忆:“大概是由于公路泥泞不好走,几十辆汽车在兴庄(注:辛庄)至老爷庙之间停留下来,西进的鬼子还在向前涌,人马车炮挤成一团”。[6]另据军史记载:“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其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10]
李天佑的回忆中还提到,打响以前问过瞭望哨,称通灵丘的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敌人了。[6]
根据以上罗列之材料,可以做一推断,即东西对向行进之两支日军辎重部队,在老爷庙至小寨段遭遇,由于道路狭窄、泥泞,错车困难,所以两支队伍陷于几乎停顿的状态。停在老爷庙右侧的开阔地,等待错车的,实际上汽车队的后尾,即中西中队的几十辆车,以及随车的至少一个小队的日军。
从两支运输部队的行军长径来看,加起来总长度几乎达到4公里。而从蔡家峪至老爷庙,一共只有6公里。由八路军瞭望哨的通报可知,西进的运输部队应已经离开蔡家峪一段距离了(因公路从蔡家峪拐弯,瞭望哨最远可以看见的就是蔡家峪了),因此以上推断应该大致不错。否则如果是纵队单向行军,两支队伍尚隔着一段距离,为什么会造成“车辆、人马拥挤堵塞”呢?
就目前我所见到的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指挥员的回忆,无论是高级指挥员如聂荣臻[1],还是中级指挥员杨得志[4]、陈正湘[5]、李天佑[6],以至当时担任营连干部的曾思玉[27]、胡炳云[28],无一例外均提到日军人数很多这一点。李天佑的回忆中还提到,当他去指挥所接受任务时,林彪告知其“敌人比较多,比较强,战斗不会马上结束”,另外还提到向老爷庙反复冲击的敌人有五六百人之多。[6]象林彪、李天佑这样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是见过大场面的,总不至于对缺乏重武器、只有一二百战斗人员的队伍产生如此大的错误估计吧。假如这两支运输队是碰在一起的话,那么按照杨教授最低限度的估计,总人数也在七、八百人,则可以与上述回忆资料基本相符合。
还有一点,原先的战斗部署并不是根据日军有两支部队相向而行所做出的,因为事先并不知道。而事后的重构,往往都认为是在完成预定的任务,也是造成后来记述不清的一个原因。有军史记载说“敌人仓促应战,有的企图向前突围,有的争先恐后调头向后逃窜”[9],其实如前所述,该道路十分狭窄,不大可能有调头的余地,多半是将向另一方向行进的队伍误以为是企图调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这段叙述也可以得出两支日军是正汇聚在一起的结论。
五、战斗的大致过程
9月25日拂晓,八路军按计划进入平型关预伏阵地。具体部署为:“以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占领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向东跑池方向发展进攻;以第六八五团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协同第六八六团围歼进入伏击地域之敌,并阻击东跑池之敌回援,尔后协同防守平型关的国民党军,夹击东跑池之敌;以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由灵丘、浑源方向来援之敌;以第六八八团为师预备队。”[10]
大约上午8点30分至9点,战斗打响。[29]六八五团按照林彪事先的布置,首先攻击停在老爷庙西侧干河滩的日军汽车队,遭遇日军顽强抵抗,部分日军依托汽车进行还击,另有两股日军则企图占领辛庄公路以南的1363高地。六八五团副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中观察到这一情况,意识到如果该高地被日军占领,可以控制老爷庙、关沟地域,瞰射一一五师指挥所,六八六团之西段阵地亦在其火力射程之内。因此,陈正湘率二营五连、六连和营重机*排抢先占领了该高地,将日军打了下去。东跑池回援之日军(注:应该就是二十一联队之第三大队)亦被该团三营击退。六八五团一营以二连冲入停车场与日军肉搏,以一、三、四连与欲抢占老爷庙西南高地的日军进行争夺。之后,二营将八连、七连和六连也投入了战斗,发展进攻。在战斗尚未完全结束之前,令二营并指挥一营之四连向已占领东跑池东北1900高地的日军进攻,并夺取了该高地。至下午13时战斗基本结束。至14时,因未得到团城口方向国民党军的配合,林彪决定撤退。六八五团二营担任占领老爷庙东南侧高地,掩护撤退的任务。[5][9][26][28][30]
六八五团在攻击停车场附近的日军汽车队,经历了相当激烈的战斗,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就是在这一段战斗中牺牲的。据军史记载,“经过一小时血战,仅在辛庄东侧公路上,即击毙、刺死敌100多人”,[30]之所以如此苦战,应和该车队搭载了至少一个小队的战斗部队有关。
六八六团的战斗是先以一营、三营的火力猛烈射击,随即冲下公路,以刺刀、手榴弹和日军进行白刃格斗。战斗中,日军一部先抢占了老爷庙高地,团长李天佑令三营夺回该高地。于是双方在该高地附近展开争夺,三营的突击并遭到日军骑兵的侧击(注:这应该是日军运输队的护卫高桥小队),营长邓克明受伤。教导员(注:当时职务应该是副营长)刘西元以九连、十连阻击日军骑兵,自己带领十一、十二连攻占了老爷庙高地。日军组织兵力复向老爷庙进攻,一营教导员(注:当时职务应该是副营长)戴润生带领部队从老爷庙东侧山坡攻过去,和三营一起打退了日军反扑。此后,十一、十二连出击,和山坡下100多名日军进行白刃战。至下午13时,六八七团由东侧迂回上来,才将日军赶回公路。此后是公路沿线的捕歼战,至当日黄昏才完全解决战斗。该团主力下午将老爷庙东北阵地移交给六八五团后,撤至公路以南待命。[6][13]
六八七团在打响以后,首先以二营五连冲下隘口,炸毁敌后尾(?)汽车,将隘口堵住。三营亦与敌马车队展开激战。六八七团指挥所发现敌一部欲占领老爷庙北侧一高地,遂令三营抢先占据,并击退敌多次冲锋。之后,日军顺公路沿东北方向溃逃,复遭到该团一营的截击。下午15时,由灵邱出援之日军向六八七团二营七连控制的小寨北隘口阵地发动攻击,企图接应被围日军。但遭遇七连的顽强抗击,同时也受到预先占领东河南镇以西公路两侧高地的该团一营的侧击,在前后夹击之下,不得不于黄昏退回灵邱。对残存日军的战斗持续至黄昏,日军龟缩在洼地的一个小队,在黄昏前才被二营八连所歼灭。[9]
26日晨,东河南镇发现灵邱方向有分乘30余辆汽车的日军和600余骑兵向东跑池增援,[31]六八七团奉命撤出战斗。全团在十二连掩护下,转入黄土嘴地域休整。27日夜,六八七团查明老爷庙、关沟均只有日军一个小队驻守,遂以二、三两个营发动夜袭。二营全歼老爷庙守敌,三营则因被敌发觉,偷袭关沟之敌未成。[9]
实际上26日以后八路军没有走远,但日军耳目不灵,并未察觉。[32]
六、一点想法
杨教授的论文,是以目前所见的资料,重构一个最低限度的史实框架。从逻辑上说,这当然是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不过,这段历史,受到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实际上仍是信者自信。真相究竟如何,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具有一定逻辑判断能力的人,根据已知的资料,应该足够得出结论。即或由于战争史中的描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故意或非故意的舛误,不能对所有细节进行重新构建,但基本框架还是可以复原的。[33]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这样去复原的,比如南京大屠杀,即使有人去考证一个最低限度的被杀人数,又能怎么样呢?忘记了是谁讲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真是这样,“反求诸己”能否有助于揭示真相或说服他人,我是很怀疑的。


参考文献:
[1]《聂荣臻回忆录》。
[2]金一南,“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及其他”。该文称:“据杨得志、陈正湘1937年10月12日署名的685团《平型关战斗详报》记载,685团在战斗中全部伤亡合计206人(《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 686团伤亡指挥员73人,战士213人,全团伤亡合计286人(《38年抗日战争战史》,1956年编印)。这两个团是主攻部队,战斗中承担主要歼敌任务,合计伤亡数字为492人。687团当时未报统计数字。因未承担主要战斗任务,估算其伤亡在百人以内。平型关战斗我方伤亡数字基本在500—600之间。这一数字得到多种军史研究资料的确认。”其中所列六八六团伤亡数字所参考之文献疑为错印,应该是《38军抗日战争战史》。另《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四十七师师史》中所记载的六八六团伤亡数字亦与此相同。
[3]六八七团另外两位主官,政治部主任崔田民未见其回忆录,而副主任谭甫仁文革中去世,估计未留下回忆录。
[4]杨得志,“忆平型关大捷”,转引自文革中翻印的《光辉的榜样》一书。杨得志在文革以后所出的回忆录以及回忆文章“出师大捷”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5]陈正湘,“平型关战斗纪事”,转引自陆军三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编印的《军史旁编续集》(三)。
[6]李天佑,“首战平型关”,转引自陆军三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编印的《军史旁编续集》(三)。另可参考《光辉的榜样》一书中同名的文章。
[7]《张池明将军》,中共党史出版社。张池明甚至还称:“后来六八八团也投入了战斗”。
[8]徐海东,“冀察晋抗战”,原载1938年5月17日《新华日报》,转引自《生平自述》。
[9]《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抗日战争时期》(征求意见稿)。
[1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另可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所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一)》中“平型关战役”一节。
[11]《刘震回忆录》。据该书所述:“我们六八八团到原平下车后.日夜兼程,行至上寨、下关时,平型关战斗尚未结束,作为师的预备队我们在下关镇待机。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的消息一传达,部队情绪热烈,跃跃欲试,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12]《火线铸军魂——步兵第一一三师师史》。
[13]《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四十七师师史》。
[14]《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一)》,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关于毙伤日军人数,也有许多资料称“三百余人”。
[15]《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军史》。
[16]至于阻击浑源及灵丘方向之敌的任务,是由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担负的。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
[17]《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八九师师史》。
[18]《挥戈疆场》。该书为宋玉琳少将的回忆录,当时宋任独立团一营三连连长。
[19]《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军史》,另参见宋玉琳的回忆录《挥戈疆场》。关于追击至涞源,另可参见1937年9月28日徐永昌致蒋介石等的密电,据该密电称:“我八路军林师已到涞源南插箭岭一带,即取涞源。”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20]《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21]《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
[22]《华北治安战》。
[23]《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配属的第九旅团十一联队之一个大队,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番号不同,一个说是第二大队,一个说是第一大队,待查。
[24]《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
[25]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6/11027560/20050620/12417494.html
[26]《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四十六师师史》。
[27]《八年抗战——曾思玉回忆录》。
[28]《胡炳云回忆录》。
[29]关于战斗开始的时间,军史及相关回忆中有上午5点30分、7点、8点、8点30分、10点等多种说法,由杨教授论文中所引林彪的电报可知,大致8点30分至9点是战斗发起的时间。其它诸种说法,10点的说法基本上是来自日军的资料,可以不论。7点、8点的说法大致是来自六八五团、六八六团伏击地域的军史记载或回忆,5点30分的说法则来自埋伏在蔡家峪附近的六八七团军史的记载(《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抗日战争时期》(征求意见稿),《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一书亦采信此种说法),因此这里的不同记载,我估计是由于日军进入不同的伏击区域的时间差异而造成记述的不同。
[3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战史》。
[31]结合25日战况以及日军方面的资料可知,26日来援者应该是由蔚县出动的第二十一旅团四十二联队主力。
[32]9月27日,林彪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彭德怀,称“晋军配合甚差,我主力在白崖台以南宿营。”9月28日林彪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彭德怀:“倒马关、三楼村、冉庄(平型关)以南确无敌人。”
[33]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中提及该战斗时,亦称“敌自九月下旬完成攻击准备后,以约一师团兵力向平型关团城口之线进攻,因受我两方包围夹击,我朱德部尤予敌以重创,敌即向蔡峪口溃退。”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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